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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直在靠轴心时代所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时代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时代潜力的回忆或复兴，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德国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这些伟大的精神导师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当我们从历史的纵切面去观看人类文明的躯体所延伸的方向时，可以发现，文明的胚种确实早已在轴心时代孕育完成，后世文明大多是生发在这些胚种发育而成的大树上的枝梢，花叶，或者果实，无不带有“轴心时代”的印迹。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所建构的哲学大树上，发散出麦加拉学派、库兰尼学派和犬儒学派等枝梢，又结出皮罗的怀疑主义、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等果实，而在这棵大树的主干上，更是衍生出了“柏拉图理念论”这根主枝，并结出了“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这个丰硕的果实，使西方人享用了两千多年。西方后来发展出的哲学系统，总是时不时涌现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影子；犹太教先知所建构的基督教思想，更是影响了西方上千年，从早期的教父哲学到近代的黑格尔哲学，无不同基督教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缘起于释迦摩尼的佛教，发展到后来的禅宗、律宗、密宗、净土宗、华严宗等，也无不是一枝数花，一花数果，流派之间可谓神髓相通，始点一样，终点也一样；至于中国“轴心时代”的现象则更加明显。老子而下，在庄子身上，能看到老子的影子，在韩非子身上能看到老子的影子，在孙子身上能看到老子的影子孔子而下，在子思身上能看到孔子的影子，在孟子身上能看到孔子的影子，到了宋明时期，在理学诸家身上，甚至能看到释迦摩尼、老子、孔子这三位圣者同时存在的影子中国后世思想系统的建构无不是基础于轴心时代的智慧。
雅斯贝尔斯还说：“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着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之处。”这句话相当具有举一反三、发人深省的价值。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外乎是对人性的研究，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对人类在宇宙中存在价值的探索，既然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只有一种，那么，对于人性、人类社会和人类在宇宙中存在价值的叙述，只要是探究到了究竟真实，都应该是相通相应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应该有所排斥，恰如宋儒陆象山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
由此看来，人类的历史文明这本大书，目录早已在“轴心时代”就确定好了，后世思想家只是继承轴心时代的文明，按照目录详细展开篇章，而所谓的创新，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这种主轴文明，结合时政之需，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系统。由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难免有重演的迹象，这就导致人类所积淀下来的思想文化中，含义相似或相同之处甚多。
试拿中国作一个特例进行精细分析。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荣、兴衰、分合、战争、和平在这些历史潮流的低谷和高峰里，尘沙般的思想家尝试过各种修身养性的方法，探究过各种治理国家的路径，思考过各种统治人民的策略。思想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被人踏过，每一条阡陌之路都被人走过，而这些思想领域中的无穷触角，无不可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被“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等轴心时代的思想所包容，所统摄，所提纲挈领。
有人做过统计，中国的古书有25万种，由于战乱等原因，消失了大半，目前还有10万种。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书，让多少学者文人做了“白手下书帷”的书虫，一生耗力其中。有些博及古书的高明智者，悟透了中国古书的精神脉络，往往能从庞然书山中走出一条觉悟之路。历史学家李敖在要把金针度与人中讲过一个故事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912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他也不得不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可见，有人作打油诗：“天下文章本一家，你抄我来我抄他。”倒并非全是调侃之言。
公允地说，中国的文化领域中，一些自诩创新成果累累的所谓大家，深度挖掘一下，都会发现他们的文字当中含有古人的吉光片羽，点睛之笔，所谓的创新，也往往是换汤不换药罢了。有些你的观念、你的想法、你的奇思、你的佳句，你以为是你的，但是渊博之下，发现古人或世人早已先得你心，或某种程度的已经有所发明。正如罗马喜剧家德伦西的说法，天底下没有未曾被人先说过的话，我们以为话由自己说出，事实上是“掉”别人的，只是不知“掉”谁的而已。所以，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抱怨很多好句子已被前人先写出来了，心有未甘，因为这些好句子明明我苏东坡也可以写出，现在我写，人家就说我是抄袭了，为免背抄袭之名，只好引经据典了。当代大文豪钱钟书也有一个毛病，嘴里没自己的话，全部是“掉书袋”所以，有人开玩笑的说，越是有学问的人，越会做小偷。
庄子中有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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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直在靠轴心时代所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时代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时代潜力的回忆或复兴，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德国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这些伟大的精神导师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当我们从历史的纵切面去观看人类文明的躯体所延伸的方向时，可以发现，文明的胚种确实早已在轴心时代孕育完成，后世文明大多是生发在这些胚种发育而成的大树上的枝梢，花叶，或者果实，无不带有“轴心时代”的印迹。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所建构的哲学大树上，发散出麦加拉学派、库兰尼学派和犬儒学派等枝梢，又结出皮罗的怀疑主义、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等果实，而在这棵大树的主干上，更是衍生出了“柏拉图理念论”这根主枝，并结出了“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这个丰硕的果实，使西方人享用了两千多年。西方后来发展出的哲学系统，总是时不时涌现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影子；犹太教先知所建构的基督教思想，更是影响了西方上千年，从早期的教父哲学到近代的黑格尔哲学，无不同基督教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缘起于释迦摩尼的佛教，发展到后来的禅宗、律宗、密宗、净土宗、华严宗等，也无不是一枝数花，一花数果，流派之间可谓神髓相通，始点一样，终点也一样；至于中国“轴心时代”的现象则更加明显。老子而下，在庄子身上，能看到老子的影子，在韩非子身上能看到老子的影子，在孙子身上能看到老子的影子孔子而下，在子思身上能看到孔子的影子，在孟子身上能看到孔子的影子，到了宋明时期，在理学诸家身上，甚至能看到释迦摩尼、老子、孔子这三位圣者同时存在的影子中国后世思想系统的建构无不是基础于轴心时代的智慧。
雅斯贝尔斯还说：“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着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之处。”这句话相当具有举一反三、发人深省的价值。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外乎是对人性的研究，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对人类在宇宙中存在价值的探索，既然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只有一种，那么，对于人性、人类社会和人类在宇宙中存在价值的叙述，只要是探究到了究竟真实，都应该是相通相应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应该有所排斥，恰如宋儒陆象山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
由此看来，人类的历史文明这本大书，目录早已在“轴心时代”就确定好了，后世思想家只是继承轴心时代的文明，按照目录详细展开篇章，而所谓的创新，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这种主轴文明，结合时政之需，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系统。由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难免有重演的迹象，这就导致人类所积淀下来的思想文化中，含义相似或相同之处甚多。
试拿中国作一个特例进行精细分析。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荣、兴衰、分合、战争、和平在这些历史潮流的低谷和高峰里，尘沙般的思想家尝试过各种修身养性的方法，探究过各种治理国家的路径，思考过各种统治人民的策略。思想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被人踏过，每一条阡陌之路都被人走过，而这些思想领域中的无穷触角，无不可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被“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等轴心时代的思想所包容，所统摄，所提纲挈领。
有人做过统计，中国的古书有25万种，由于战乱等原因，消失了大半，目前还有10万种。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书，让多少学者文人做了“白手下书帷”的书虫，一生耗力其中。有些博及古书的高明智者，悟透了中国古书的精神脉络，往往能从庞然书山中走出一条觉悟之路。历史学家李敖在要把金针度与人中讲过一个故事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912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他也不得不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可见，有人作打油诗：“天下文章本一家，你抄我来我抄他。”倒并非全是调侃之言。
公允地说，中国的文化领域中，一些自诩创新成果累累的所谓大家，深度挖掘一下，都会发现他们的文字当中含有古人的吉光片羽，点睛之笔，所谓的创新，也往往是换汤不换药罢了。有些你的观念、你的想法、你的奇思、你的佳句，你以为是你的，但是渊博之下，发现古人或世人早已先得你心，或某种程度的已经有所发明。正如罗马喜剧家德伦西的说法，天底下没有未曾被人先说过的话，我们以为话由自己说出，事实上是“掉”别人的，只是不知“掉”谁的而已。所以，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抱怨很多好句子已被前人先写出来了，心有未甘，因为这些好句子明明我苏东坡也可以写出，现在我写，人家就说我是抄袭了，为免背抄袭之名，只好引经据典了。当代大文豪钱钟书也有一个毛病，嘴里没自己的话，全部是“掉书袋”所以，有人开玩笑的说，越是有学问的人，越会做小偷。
庄子中有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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