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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钢同志：
收到你八月十七日信时，我正在搬家，里外一片混乱。读罢你的信，我很激动，这主要是由于你对人生的敏锐的理解所引起的。
这部作品写完已经一年了，你的信重新唤起了我过去几年中为这部作品前后所经历的那些沉重的思想历程、感情历程和工作历程；唤起了我对这部作品在那些“老熟人”的深沉的回忆——我把他（她）们送到读者面前时，像刘立本出嫁巧珍一样只是感到终于了结了一桩沉重的心事，长出一口气，以后就淡了：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由人去看去说吧。现在你把这些人物又引到我的眼皮底下，使我的心不由又为他（她）们震颤起来。
是的，避免人物的简单和主题的浅露，正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尽力追求的，我自己也很难确切地说出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来。我当时只是力求真实和本质的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当然，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达，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把具体性和规律性、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普遍的社会性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求。
人生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我的能力不够，我告诉过你，我为这中小东西苦闷了三年——苦不堪言！灰心和失望贯穿始终。面对大量复杂的多重的交错关系而一筹莫展。同时，对主题的发展线索没有深邃地理解的时候，也是作家痛不欲生的时候。就我的体验而言，这个过程主要是和自己的浅满与无能斗争的过程，收益如何，看你对自己能狠心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向你谈谈这部作品写作之前的一些零乱的思考。
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这个词好像是我的“发明”——大约是在你和胡采同志主持的西安地区作家座谈农村题材的那个会上说的），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是，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
实际上，世界各国存在着这么个“交叉地带”而且并不是从现代开始。从古典作品开始，许多伟大的作家早已经看出了这一地带矛盾冲突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意义。许多人生的悲剧正是在这一地带演出的。许多经曲作品和现代的优秀作品已经反映过这一地带的生活；它对作家的吸引力经久不衰，足以证明这一生活领域是多么丰富多采，它们包含的社会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当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一生活领域的矛盾冲突所表现的内容和性质全带有新的特征。
你知道，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因此，选择人生这样的题材对我一说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如何表现，这就是我前面已经简略地谈到我的苦恼所在。
目前我国的文学创作的天地无疑广阔多了，严肃的作家都在努力追求。但正如你指出的，情况有些“纷扰”最通常的“流行病”有两种：制造时髦的商品或有震动性的“炸弹”不是严格地从生活出发，以“新”的刺激性为目的；另一种是闭着眼不面对生活和艺术的现实，反正过去的都是永放光辉的法宝，新出现的都叛逆，都应该打倒，老公鸡叫鸣，总就那么一声！而最糟糕的还不仅仅在此，最糟糕的是在以上这两种东西互相指责对骂、混战一场的时候。这似乎是逼迫所有的作家必须在他们之间选择此甲或彼乙，否则，你就可能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上两种现象毫不相干。但是，在中国，要在作家的灵魂和工作中排除这些现象的干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平气静地在这种“夹缝”中追求自己的道路，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事业的虔诚的态度。在国内有两位前辈作家在创作和合作生活上对我发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同志，一位是健在秦兆阳同志，他们对文学和从事这个事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抱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严肃态度。他们都直接地教导了我。只是我自己经常时不时露出毛躁的毛病，这是常令我痛心不已的。就我个人来说，人生的写作，一方面是“夹缝”中锻炼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和耐力；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向这两位尊敬的前辈作家交出的一份不成熟的作业。
归根结底，作家不能深刻理解生活，就不深刻的表现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有生活，这还不够；必须是深刻理解了这些生活才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大量多重的、交错复杂的人物关系中伸缩自如；才可能对作品所要求的主题有着深邃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才可能进行艺术概括——当然，这个过程更加繁难，否则，尽管你对生活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也仍然可能制造出赤裸裸的新闻性质的所谓作品来；这样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最及时地反映了当前的政治和政策，也只能像马克思在责备拉萨尔的悲剧时所说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许多，至于人生，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我从读者写给我的信中强烈地意识到，当代读者的智慧和他们理解与欣赏作品的水平，已经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拿出更成熟的作品来，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事业相适应。我自己并没有多少信心，但我总是想努力的。自我们认识以来，你对我的创作一直寄予热忱的关怀。
我不仅希望你对我鼓励，同时也希望你对我批评——后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重要！
西安今年出奇地凉爽，几乎过了一个“冷夏”最近有机会回家乡... -->>
阎钢同志：
收到你八月十七日信时，我正在搬家，里外一片混乱。读罢你的信，我很激动，这主要是由于你对人生的敏锐的理解所引起的。
这部作品写完已经一年了，你的信重新唤起了我过去几年中为这部作品前后所经历的那些沉重的思想历程、感情历程和工作历程；唤起了我对这部作品在那些“老熟人”的深沉的回忆——我把他（她）们送到读者面前时，像刘立本出嫁巧珍一样只是感到终于了结了一桩沉重的心事，长出一口气，以后就淡了：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由人去看去说吧。现在你把这些人物又引到我的眼皮底下，使我的心不由又为他（她）们震颤起来。
是的，避免人物的简单和主题的浅露，正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尽力追求的，我自己也很难确切地说出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来。我当时只是力求真实和本质的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当然，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达，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把具体性和规律性、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普遍的社会性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求。
人生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我的能力不够，我告诉过你，我为这中小东西苦闷了三年——苦不堪言！灰心和失望贯穿始终。面对大量复杂的多重的交错关系而一筹莫展。同时，对主题的发展线索没有深邃地理解的时候，也是作家痛不欲生的时候。就我的体验而言，这个过程主要是和自己的浅满与无能斗争的过程，收益如何，看你对自己能狠心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向你谈谈这部作品写作之前的一些零乱的思考。
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这个词好像是我的“发明”——大约是在你和胡采同志主持的西安地区作家座谈农村题材的那个会上说的），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是，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
实际上，世界各国存在着这么个“交叉地带”而且并不是从现代开始。从古典作品开始，许多伟大的作家早已经看出了这一地带矛盾冲突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意义。许多人生的悲剧正是在这一地带演出的。许多经曲作品和现代的优秀作品已经反映过这一地带的生活；它对作家的吸引力经久不衰，足以证明这一生活领域是多么丰富多采，它们包含的社会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当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一生活领域的矛盾冲突所表现的内容和性质全带有新的特征。
你知道，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因此，选择人生这样的题材对我一说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如何表现，这就是我前面已经简略地谈到我的苦恼所在。
目前我国的文学创作的天地无疑广阔多了，严肃的作家都在努力追求。但正如你指出的，情况有些“纷扰”最通常的“流行病”有两种：制造时髦的商品或有震动性的“炸弹”不是严格地从生活出发，以“新”的刺激性为目的；另一种是闭着眼不面对生活和艺术的现实，反正过去的都是永放光辉的法宝，新出现的都叛逆，都应该打倒，老公鸡叫鸣，总就那么一声！而最糟糕的还不仅仅在此，最糟糕的是在以上这两种东西互相指责对骂、混战一场的时候。这似乎是逼迫所有的作家必须在他们之间选择此甲或彼乙，否则，你就可能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上两种现象毫不相干。但是，在中国，要在作家的灵魂和工作中排除这些现象的干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平气静地在这种“夹缝”中追求自己的道路，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事业的虔诚的态度。在国内有两位前辈作家在创作和合作生活上对我发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同志，一位是健在秦兆阳同志，他们对文学和从事这个事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抱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严肃态度。他们都直接地教导了我。只是我自己经常时不时露出毛躁的毛病，这是常令我痛心不已的。就我个人来说，人生的写作，一方面是“夹缝”中锻炼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和耐力；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向这两位尊敬的前辈作家交出的一份不成熟的作业。
归根结底，作家不能深刻理解生活，就不深刻的表现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有生活，这还不够；必须是深刻理解了这些生活才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大量多重的、交错复杂的人物关系中伸缩自如；才可能对作品所要求的主题有着深邃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才可能进行艺术概括——当然，这个过程更加繁难，否则，尽管你对生活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也仍然可能制造出赤裸裸的新闻性质的所谓作品来；这样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最及时地反映了当前的政治和政策，也只能像马克思在责备拉萨尔的悲剧时所说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许多，至于人生，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我从读者写给我的信中强烈地意识到，当代读者的智慧和他们理解与欣赏作品的水平，已经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拿出更成熟的作品来，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事业相适应。我自己并没有多少信心，但我总是想努力的。自我们认识以来，你对我的创作一直寄予热忱的关怀。
我不仅希望你对我鼓励，同时也希望你对我批评——后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重要！
西安今年出奇地凉爽，几乎过了一个“冷夏”最近有机会回家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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