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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踮。就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腿脚儿稍有毛病的人一概称为瘸子，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严格地说，腿有毛病的人才称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在别人看来都像是对自己轻轻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嘲也无不可。
一
我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踮。就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腿脚儿稍有毛病的人一概称为瘸子，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严格地说，腿有毛病的人才称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在别人看来都像是对自己轻轻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嘲也无不可。
踮脚儿，一点儿也没妨碍以至我与正常人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比如运动场上，我表现还相当不错。我喜欢跑、跳、球类、冰上运动，不能说踮脚儿使我在运动中获得了优势，但运动中我的确表现轻灵，富有弹性，仿佛比别人有一种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在一万米或马拉松这种自我折磨的慢跑中，不用说，我明显处于劣势；但在短跑和百米栏中我则像流线，甚至于像射线，十个栏一般不会踢倒两个。我曾参加过一次区级中学生运动会，百米栏拿了第一，跳高破了纪录，我跳的高度超出了我身高30公分。我赢得了全场的欢呼与潮水似的掌声，但是当我走上领奖台的时候步伐和别人不一样，同样引起了大笑。
我被认为是某类人的楷模。学校让我做报告、巡回讲演，我为了证明与常人无异，四处赶场，结果声名远播，成为一个著名的瘸子。我差之毫厘，并没失之千里，但事实上好像是如此。由于运动和刻苦练习，我身上没一点儿脂肪，除了青筋就是像筋一样的肌肉，或者简直称不上肌肉，差不多就是一把瘦骨头。如果我想隐匿自己，比如做隐身人，几乎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儿。是的，我后来就是这么做的。我又瘦又小，总是穿黑衣服，在人群中几乎就是一个黑影子。我退出了运动场，我认为只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安静的学习上，就会不显山不露水，不引人注目，然而即便如此，我仍没办法不使自己脱颖而出。比如最经常的各种考试，会做的题我总不能装作不会做吧？结果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不拿第一对我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数学最好，物理次之，化学一般。尽管化学一般（完全是有意的）后来还是成了化学课代表。我不想成为任何学科的代表，数学也好，物理也好，这两科我都具备无可争议的条件，两位老师也都动员过我，但最终还是让化学老师得了逞。我的化学老师是个中年瞎眼儿，当然是一只眼瞎，两只眼瞎他就歇菜了，如同我不能两只脚都踮——那样可能倒好了，我可能会成为芭蕾演员。化学老师的瞎眼装的是什么眼睛始终是个谜，有人说是狗眼，有人说是牛眼，还有人说是猫眼，但不管怎么眼睛都一动不动，看上去像个闪光的黑洞。我相信化学老师照相不能打闪光灯，否则就会有一只眼因为反光变得贼亮。我根本逃不掉他的黑洞，他有很多办法，比如凝视、斜视；最受不了的是他的凝视，他盯着你但并不是正眼看你，你根本搞不清他在拿哪只眼看你。
我从未答应做化学课代表，但事实上已成为他的课代表。自从我被他的假眼盯上之后，课前他总是把我叫到备课室，让我帮他抱着实验用具，托盘、酒精灯或大摞化学作业，我们一同步入教室。如果是化学实验课，我还会被留在讲台上协助各种事务，做这做那，不太稳地走来走去。此前的化学课特别是实验课从来都阴森恐怖，常常像魔术，甚至于幻术。特别当酒精灯凑近并照亮化学老师的瞎眼时，再加上他的头发又长又稀，看上去有一种古堡的效果。那时，因为酒精灯热效应的缘故，他的又稀又长的头发会轻轻飞舞起来，好像一种魔法。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揪起来，大气也不敢出。我上台后气氛多少有了改观，类似斯特拉文斯基加入了一点爵士，有时可以听到下面一点安静的笑声。
二
我成为化学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但是那年高考我坚决地选择了数学系而没选择化学系。我希望以此结束我与化学老师无可言状的关系。那时化学老师只是笑笑，并不在乎我选择什么。化学老师说我根本不可能逃出他的视野，我永远是他的学生。那年的高考也真是让我伤心，我的分数没的说，让许多名牌大学咋舌，然而我的成绩单与体检表在经历了一段类似星际漫游的旅程之后总是不了了之。最终，我不得不找到了残联。我一直在犹豫，不想这样做，但是没办法。我向残联承认了我是瘸子，办理了证件，正式成为注册的瘸子。在残联和母校的干预下，一个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最终收留了我。那时已开学，我受到了学院特别郑重的欢迎。我还上了报纸。我的未来清晰可见：为人师表，成为一名教书先生。我不能不想到化学老师的假眼，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一种共同的命运。不过我没选择化学系，就这点而言，我与化学老师还是颇有不同。数学王国最终存在着一个上帝或一种类似上帝的秩序和体系。而现代化学是无边的，甚至于是可怕的，它最终指向哪里至今还不清楚；它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变，但也产生了南极臭氧空洞，就像化学老师的假眼。
大学4年，我沉溺在遥远的数学王国，差不多忘记了这是一所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我已走得很远，远到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祖冲之和张衡。我虽然误入歧途，但也可以说独辟蹊径，这在科学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许多人沿着某条蹊径或歧途走下去而成为伟大的数学家，我相信我也会如此。但是4年后我发现等待我的仍是中学的教书先生，并且他没有选择地被分回了母校。我能读师范除了残联的干预，同母校签的协议也是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如同当年化学老师的预言一样，我又见到了他。化学老师并没因为当初的预言而有任何得意之色，在他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几年光景，化学老师明显老了，假眼在我高考那年掉了之后再也没装上，留下了一个空空的更加吓人的眼窝。头发也更长、更稀了，已经见顶，而眼窝则像那个季节的果实。那时校园的松果已经发黑，石榴灿烂开裂，如我们的内脏。太多的老师教过我，因此我对化学老师也没特别的尊重，甚至于比从前还冷淡。一代一代的学生循环为老师，我这种重返母校的情况并不鲜见，大家各操教鞭，都是同事，没什么师承关系。
我依然穿黑衣服。不同的是，作为数学教师，我的黑衣比学生时代的黑更为考究，衣服不是简单的黑就完了，而是要体现出教师的庄严肃穆。此外，多年前我做学生时就梦想一柄手杖，现在我可以拥有了。我还留了唇髭。我想，既然我与众不同，那就再彻底一点。黑礼服、黑手杖、修剪整齐的唇髭，目空一切，这使我有了一种与人隔隔不入的庄严的效果。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学生都说我像日本人，我才感到某种真正的侮辱。这之前别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我想，也许我该再配一顶黑色礼帽？像福尔摩斯那样？但恐怕还是脱不开像日本人，因为据说日本人很早就风行过福尔摩斯式的帽子（日本总是比中国早一步），这让我颇为烦恼。我说不上是民族主义者，也说不上反感日本人，但说我像日本人我的确觉得受到了侮辱。哪怕说我像英国人、塞浦路斯人或柬埔寨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不再西装革履，改穿中式服装，我回到了传统，像章太炎或死硬的辜鸿铭那样，看上去老气横秋，绝对的中国做派。我甚至于还想过留一条大辫子，像康有为那样，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不可以。我开始蓄发，剃了日式唇髭（我真不明白怎么一留唇髭就像日本人，什么都成了日本人的专利）。我的庄严形象有点受损，甚至一落千丈，简直像阿q或孔乙己。好在我坚持把手杖留下来，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标志，不是学日本人或英国人，我的确有点瘸。
没人再说我像日本人，却仍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能禁止别人这样叫，包括学生们叫。尽管我是从母校出来的，无论校长、同事（当然不包括化学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接受我复古的孔乙己的形象，但是说到底这是我个人的权利。现在许多方面的确好像是自由多了，至少没人再规定你能穿什么或不能穿什么。是的，从一开始学生就总是哄堂大笑，我是“日本人”时学生不仅笑我走路，还笑我的手杖和唇髭，给我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名字，具体我就不说了。即使变为中国做派，笑声仍然不断，每次教室都要几分钟才能安静下来。笑声中我一直望天儿，好像凝视星云、暗物质、南极臭氧层。学生笑够了，我开始上课。笑是暂时的，笑也会疲劳。
我教高一数学，教高二时丢掉了教科书，每次上课什么也不带，只一柄手杖，一根粉笔，板书清晰有致，如同科学本身，直到铃声响起，下课——没有一句废话。上课只一根粉笔只有20年教龄的特级教师才能做到，而我只用了一年。当然我得承认，25年教龄的化学老师也很早就一根粉笔，具体什么时间我不知道，可能比我早。不过我仍是杰出的。我按顺序教了高一、高二、高三，最后停在了高三上。我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魔鬼，高中3年的魔鬼训练使我早已深得应试的精髓，就如同杰出的运动员往往也会成为同样杰出的教练。加之我又掌握了一套慑人心法——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做派，因此受到部分学生狂热的欢迎。一些学生下课围着我不愿我走，一如当年德国人的狂热。高考之后，新升入高三的学生家长组成了请愿团，向校长要求请我留任高三数学，虽然没佩戴袖标，没有嗨希，但举出了小旗儿，喊出了口号。家长坚决反对我按惯例轮回到高一，我留任了，开了许多年学校教学的先例。我的非人教学法——主要是题海战术和目空一切，使我第一年教毕业班就成绩斐然。我的理论是：如果我们不在平时压垮自己，怎么可能在如库尔斯克战役般殊死一搏的高考战场上取得铁血的决定性胜利？我培训（绝不是培养）的是能挺过来的那些人——结果很多人都挺过来了，让我十分惊异。
我在中学待了5年，最后两年我的学生连续两届成为全市高考数学状元（当然，毫无疑问，两位状元都对我毫无感激，其中一个后来跳了楼，一个成为著名的食堂纵火犯）。如果说一届如此成功是偶然的，那么连续两届显然不是偶然的有人把我的成功归结为我的手杖，说我的手杖是“数学魔杖”——那时人们对我已非常尊敬，只要提到我就肃然起敬。人们不再指出我的踮脚儿，而是以“手杖”所指——人们甚至学会了隐喻。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报纸采访我，还有电视台。我手执权杖，满怀鲜花（报纸可以做证），尖声尖气地回答记者。我是个瘸子，没别的原因，我就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我的荣誉达到了顶峰，但也不过如此。也就是那一年，我丢掉了数学手杖，退出了教师职业，在中学数学讲坛上彻底消失了。
三
我在家闲置，玩俄罗斯方块，用直勾在大鱼缸里钓小金鱼儿，做化学试验，烧制各种颜色的水，研究高斯和阿基米德、弯曲空间和圆的度量、托勒密的公设与循环理论误区、祖率、肯特以及欧几里德和帕提米亚；谢绝一切学校或家长邀请。外出旅行，乘火车、飞机、轮船、长途大巴，进入人山人海或人迹罕至的旅游点。骑马、骑驴、骑骆驼、骑骡子，买各种纪念品和小玩艺儿，吃棉花糖。还打电子靶，很快掌握了要领，回回都是靶心，无论走到哪儿都是靶心。做了手脚的电子枪我可以调好，照样命中靶心。我把一个业主打急了，然后到下一个，下一个业主也急了，再到下一个，常常整条街都被我打急了。我不能再打靶了，就玩套圈。套圈也一样，圈无虚发，套了一大堆日用品，烟、打火机、酒、剃须刀、小电视、小火车，甚至于人民币——到哪儿我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神农架，打枪和套圈的小贩们最终联合起来对付我。我像过街老鼠两头挨堵，险些被小贩们扔进野人洞；我获得的奖品被哄抢，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幸好那天遇到一支归途中的野人考察队才得以获救。
那支野考队是一支胜利之师。因为首次抓获了野人，特别申请了森林警车开道，顺便也将我从小贩的围堵中拯救出来。队员中有我过去的一名女学生，我已不认识她，她说她也姓苏，叫苏未未，我几乎记不起来她，但一旦想起来，过去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在小贩们联合起来的推推搡搡中，我的女学生发现了她当年的苏明老师。警察驱散了小贩，我认为应把他们抓起来，但我的女学生说这次考察收获重大，野人在押，叫我不要多生枝节，以免发生不测。我的女学生在考察队中似乎颇有地位，是考察队长的怀中人，这一点我一上车就发现了。考察队已发了外电，尚未对国内媒体公布消息，怕沿途引起难以预料的骚乱，因此一路保密。考察队要在房县做短暂逗留，然后将日夜兼程赶往首都北京。车队到房县我就可以使用银行卡了，因此我的随队旅行不过几个小时，这是考察队长还有我的女学生与我达成的三方协议，这对我已是格外开恩了。我和我的女学生、考察队长坐在指挥车里，前面是森林警车，后面是蒙着毡布载有野人的专用卡车，再后面是补给车。车队浩浩荡荡，前后都有警车啸叫。我觉得自己真是威风凛凛，要不是野人在押，我相信他们会抓起那些小贩，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我没有机会一睹野人的芳容，一进县城就得滚蛋。我的女学生说卡车里的野人十分暴躁，幸亏事先预备了铁笼子，不然就得5个人按着野人，一刻也不能松懈。铁笼子早在60年代野考队成立之初就已铸好，无数次的考察，一代一代人的考察，里面装过白熊、白麂、白苏门羚、白猴，还从来没装过野人。会不会是狒狒呢？有的狒狒很像人的。不可能，我的女学生苏未未大声说，以前他们抓到过狒狒，这次是直立行走的，绝对是野人！看来直立行走是他们这次收获的主要标志，是的，这是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我仍心存疑惑。我对野人完全不了解，不是我不相信有野人，我担心不是。我完全是好意，结果惹得野考队队长十分不悦，我的娇小的女学生也因此表露出嫌恶我的样子，再也不正眼看我。
两个小时后，车队快要抵达房县，严格地说还没到县城，只是公路上出现了房县的交通标志牌，我便被请下了车。我的女学生偎在队长怀里睡着了或者干脆就是装睡，而队长对我毫不客气。队长打开了车门，虽没一脚将我踢下去，但我尚未站稳车就疯牛似的开走了。我长途步行了差不多30华里才到县城。我的踮脚儿完全不适合公路上的长征，虽然只有30华里，但走到县城时我差不多已是一个真正的瘸子。
考察队早已启程，我不可能找到他们，也不可能一睹野人的真容。我在银行取了钱，掉头又上了一辆长途车，重返神农架。这次我既不打枪也不套圈，径直上了神农顶。在海拔3000米高度的神农顶上，我眺望了3个多小时茫茫神农架林海，一动不动。我在想野人，想女人，想我娇小丰满的女学生，想野考队长。我慢慢地回忆起我的女学生，她数学好像不错，但是大学上了生物系，这点有点像我。我对学生考到哪里从不关心，对女生也从不感兴趣，或者对整个女性都没兴趣，但是我对苏未未还是有点特别印象的。这印象主要来自我的邻居的一只猫，那只猫黑，静，一动不动，但并不怕人，你在各个角度都感觉它在盯着你。苏未未也有这个特点，一度我常常把苏未未和我邻居的猫混淆，它好像也在各个角度盯着我。学校里有一些苏未未的传说，比如她很小就被流氓强暴过，甚至被某个长辈怎么样过，但我从不相信，我认为那是男生对女生的想像。事实上我曾天真地想，如果将来我有女人就该是猫一样的女人。我已三十岁出头，不知女人为何物，甚至于从未触摸过邻居的猫，我怕它隐藏的爪子——它怎么可能被强奸呢？但是这次苏未未真让我失望，她那样安静地偎在脏兮兮的野考队队长身上让我很不自在。野考队队长尽管十分健壮，但总有50岁了，也许还不止50岁，他占有着我如此年轻似乎从不使用爪子的女学生；她的乳房那么富有弹性，就那样放肆地贴在野考队队长身上。显然，可以想像，长达两个月的野考，我的女学生怎样委身于这个老家伙，我能闻到她身上的他那种不再年轻但仍然旺盛的味道。这味道就如同老年大学厕所的味道，黏稠、厚味，是让任何一个碌碌无为的年轻人愤怒的味道。
四
我厌倦了旅行，继续在家钓鱼，玩俄罗斯方块，忙生病的下体，关注野人的消息，继续研究数论、函数、弯曲空间和抛物线，不停地买影碟、看影碟。我收集某一类碟，如恐怖、悬疑、凶杀，像去年在马伦巴、小旅馆、后窗、西北偏北、爱德华大夫、午夜凶铃、三十九级台阶，这都是我喜爱的。我不喜欢历史或战争电影，特别是二战电影，见到希特勒大呼小叫我就浑身抽筋儿，尽管有人说我的声音像给元首配音的李扬。我也不喜欢喜剧，包括卓别林的喜剧。我甚至于可以说厌烦卓氏的喜剧，他把一种残疾表现得如此浪漫、同情、忧伤，我认为与生活不符。
我不是说我在卓别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没那么严重，我是觉得卓氏太小资了，比起希区柯克，卓氏差不多就是一个小丑。恐怖与理性，如同数学的严酷一样，是我所欣赏的。我认为这两点是世界存在的基础，卓别林算什么呢？卓别林只是小情小调，哗众取宠，没任何科学基础。我这些观点是我在研究数论时产生的，我看的碟同我的数学并不矛盾，甚至于相映成趣。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开始寻思总得找点营生养活自己。这一点我倒也什么时候都不用犯愁。什么时候我想再去教书，只要给任何一所中学打个电话就可重返教坛。我的抽屉里放着不下十几所中学的邀请函。但我不想重返中学。我想到了私塾，我认为私塾的方式对我更好一点。这方面我的机会太多了。自从我金盆洗手后，找我补习高考数学的家长一直络绎不绝。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的住址和电话。我一直拒不开门，把电话拔了，但即使这样在我出门时也常常有人一下从角落里突然蹿出来，拉着我的衣角不放，让我救救她的孩子。我云游期间访问者将条子贴满了我的房门，我的房门几乎成了公共广告栏。如果我不定期清除，就算全市清除牛皮癣小广告也清除不了我门上的纸条。门上纸条一层落一层，有的用糨糊，有的用胶条，有的写得声情并茂，有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的许以重金。我觉得这已不是求贤若渴，倒像是求神拜佛。
我决定开设私塾，招收几个学生，但是绝不再教女学生。什么时候想起那个野考队队长和娇小的女学生，我就不太平静。那次神农架之旅让我似乎懂得了什么是爱情，我破天荒在宾馆开始胡乱接受爱情。我的第一次爱情使我既是一个失贞者，同时又是个嫖客，这使我的身心乱了套。不，不，现在我刚刚修复了身体，我不再教女学生。
正当我准备给两个许以重金的家长打电话时，一个偶然机会使我找到了一种我从未想过的生活，简单地说，给一家调查公司充当了一次“线人”那家调查公司对我事先进行了调查，在我的公告栏上留了言。
我看到这条信息立刻联系了他们。事情很简单，一位有妇之夫在我们楼顶层养了一个二奶，调查公司要我盯住顶层的窗户，一旦27层住户窗户灯亮了，立刻打电话给他们。27层楼非常高，我住的小区十分逼仄，观察角度是直角三角形，我在60度角上（两座楼之间的空地），观察30度角，两个锐角的连线让我无时不处于仰望之中。我化了装，以免学生家长不速而至的纠缠。我的工作是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白天由调查公司的雇员蹲守，我只负责夜间。这意味着我每天要上一个夜班，而我那时还在失眠，就很愉快地答应了。
调查公司开出的条件是每小时10元钱，晚上8点到早晨6点正好是10个小时100元钱，期限为一个星期，按小时计酬。如果正好是一个星期我就能得到700元钱；如一个星期仍未发现计酬减半。我当然希望正好一个星期发现，那样我就可以挣700元钱，但是如果正好第一个晚上灯就亮了，我就只能挣100元；以此类推还有可能是50元、40元，甚至于10块钱，因为这是一个变量关系。也许我蹲守的第一个小时就发现了目标，那样我就只能挣10块钱，这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是发现目标是一回事，报告发现目标是另一回事，就算我在第三个或第四个晚上发现目标，我为什么不等到第七天报告呢？对我来说结果不在于是否发现目标，而在于是否能拿到700元钱。我的数学头脑算这种小账真是小菜一碟。
我向调查公司指出了漏洞，委托人当时请示了一下，答应就算第一个晚上亮了灯也要付我7天的一半酬金。我当即指出这仍然有漏洞，我仍然可能等到第七天再报告。我不一定那么做。对调查公司而言，这里绝对有漏洞，你自身都有漏洞如何侦窥别人？可见当时的侦探业是多么的不规范，多么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我的数学头脑给调查公司留下深刻印象，公司最后答应无论哪天发现亮灯都付我整整700元。我又对公司说，你们其实不妨这样，这活儿未完成的底价是350元，期限为7天，就是说如果7天都不亮灯是350元，之前无论哪天亮了灯都是700元。这样既堵塞了漏洞，又鼓励完成任务，提高了责任心，不是更好？
我不是在乎钱挣多少，而是有计算的毛病，而且逻辑上的漏洞的确是明摆着的。老板再次听从了我的建议。我发现调查公司在其他方面同样存在着诸多漏洞，尽管公司效益仍然相当不错。这件事完成之后，没用我说老板就要求我加盟调查公司，许以优酬。
五
可以买一座荒山吗？可以拥有一条私人山谷吗？拥有别墅的女人不算什么，拥有山谷的女人才是时代女性。上个世纪末，从南方深圳回到北京的简希米女士买下北京周边的8座荒山及7条山谷，植树、绿化、开塘、造屋，几年光景8座荒山改变了模样。这8座荒山原是京城著名的风口，每年的沙尘暴从这里长驱直入京城。100年前，这里砍光了树，40年前拔光了草，泉水干涸，山体风化，荒无人烟。简希米女士人弃我取，在人类放弃的地方重建家园。这位在商海闯荡了十几年的单身女人一直未婚，这些年几乎嫁给了荒山。她以人类的良知、大地之母的行为赢得广泛的赞誉，获得过联合国环境署的表彰。她被誉为“中国的蕾切尔卡逊”、“环境之母”（太夸张了吧，现在的记者怎么总是无缘无故地就激动起来，难怪让简女士讨厌）。当年红歌星李娜剃度出家，曾引起社会一片哗然，而简希米女士隐入荒山却悄无声息。几年过去了，8座荒山慢慢披上绿装，贫瘠的山谷诞生了一座现代生态庄园。这里水色天光、鸟语花香，俨然一个世外桃源。日前我们世界女性杂志一个女记者在山上与简希米女士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话，对话的结果是记者不想下山了。记者在庭前、草坪、池塘边秋千上一边品茗，一边与简女士娓娓长谈——
记者：上山前您是否就有了一个美好的蓝图？
简：哪有什么美好蓝图，开始就是喜欢荒山，就想种种树、养点鸡鹅，过一种自然恬淡与世无争的生活，结果后来把简单的事弄得复杂了，一不小心又走到创业路上来了。
记者：就是说最初的想法和现在的情况并不一样？
简：上山五六年，心情是在不断变化的。开始只想用荒山满足内心的荒凉，后来发现荒山也有生命，它们袒露着被砍光掏净的身躯，就像我们女人被男人使用过的身躯，被丢弃了。女人不能使自己恢复青春，但使荒山焕发青春却是可能的。上山第二年，我看到自己亲手种的树苗成活、生长、吐绿，我觉得自己也在慢慢回到少女时代。其实贫瘠的土地，包括贫瘠的我们，不是供人伤怀落泪的；我们既然不可能在男人那里复生，就只能自己再生。我的第一个阶段满足了我对荒山的需要、创造的需要、心情的需要。这和别人建好别墅花园送我或我买下来不一样，它是我亲手在一无所有的荒山上创造出来的，它含有我的生命，这不一样。
记者：当然不一样！您创造了荒山，也创造自己。
简：我们女人都有孕育的冲动，当房子盖好、水源出现、山上有了绿，当那两棵百年前幸存下来的银杏拴上秋千，当你在上面注视荷塘月色（看来简女士读过朱自清的美文），当猫和狗对你依赖不舍、随你蹦跳，你觉得自己真的好像生出了一个“家”一个永恒的“家”（这里显然有记者编造，简女士不会说出这种煽情话。）
记者：呵呵，生出一个“家”你说得太好了。
简：常常你空谷足音，仰望山顶，猫狗随后，你觉得如此安全，再没人能伤害你，你再不需要别人，这就是你的家——永远的家。想想这里100年前的事，想想40年前的事，这里草木不生，泉水干涸，但是我复活了它们，它们睁开眼，朝我微笑，用有植物气味的风抚摸我，那种喜悦就像我们少年时代的恋人，让你觉得有无限的余生。（真是简女士说的？不过如果不是简女士说的，谁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六
作为一个踮脚儿或瘸子，如果我对生活仍有兴趣，那就没比侦窥职业更适合我的了。以前我完全没想到还有这种可能。我辞职就是想过一种人群背后的生活，而私塾这种闭门不出的工作显然是消极的；侦窥刚好在两个方面都满足了我。我既养活了自己又在人群之中，但是没人知道我。我很快进入角色，同时自修了许多侦探教材，包括间谍教材。我对自己的训练相当严格，主要我也饶有兴趣。训练从观察人群开始。我到火车站、机场、广场、大型商场等各色人出没较多的场所，悉心观察人的身高、面相、发型、体态、习惯动作、服饰等等，然后分类观察分析。每次按工人、农民、军人、公务员、商人、摊贩、记者、文秘、教师、演职员、官员分类，方法是每组选取10人做“模特”将其身高、面相、发型、体态、衣着、与人讲话时的神态、习惯性动作一一记录下来。在不被注意时用针孔相机将这些“模特”的样子拍下来，回到寓所根据图像或照片对记录再作修改。当每类被记录的人都不少于10个，记录下来的“模特”总数达到数千人以上，我就开始制作表格进行归纳分析工作。这样的工作是多么有趣！我的兴趣与日俱增，简直着了迷。
我按照近20组类别，把各类人在与人交谈、走路、购物、休息时的神态分类制成表格，输入电脑，这样取得了对不同身份背景人员在不同场合下的外表、装扮、神态等规律性的认识。借这张表与观察记录过千人以上的神情举止的经验，我对各类人的认识有专业的把握。这是极专业的自我训练，没有这样的基础训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侦探。
福尔摩斯探案集“黄面人”一案中，福氏通过对一位他不在家时来访客人遗忘在桌上的烟斗的鉴定，推断出该人的种种特点、嗜好和其他情况，过后经验证竟然惊人地准确。他鉴定后对华生说：除了表和鞋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比烟斗更能表示一个人的个性了。烟斗的主人是个身强力壮的人，惯用左手，一口好牙齿，粗心大意。我记得华生当时很不解，请福尔摩斯说出推理的根据。福尔摩斯说：那位不速之客有在煤油灯或煤气喷灯上点烟斗的习惯，可以看出烟斗的一边已经烤焦了，如果用火柴就不会弄成这样子了；而烧焦的只是右侧，由此我推断他是一个惯用左手的人；琥珀烟嘴已被咬破，说明他身强力壮，牙齿整齐。至于他是个盗贼，丢掉的那个用“欧石楠根”制成的烟斗说明了问题。那烟斗最多值7先令6便士，显然已修补过两次，两次修补都用了银箍加固，银箍的价值要比烟斗本身高得多；此外从烟斗中磕出的烟丝来看，这是一种最昂贵的烟丝，8便士一英两，由此推断他的财产十分混乱，是个盗贼。
我供职的调查公司虽然并不认同我如此专业的训练（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但还是认可了我的专业素质。没多久我便由项目主管升任为副经理，收入成倍增加，但这仍不能阻止我在一年后创办了自己的私人调查机构。我如此出色，凭什么为别人打工呢？而且那些人的业务素质是如此的糟糕，我怎么能整天与他们为伍呢？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或者叫事务所。工商登记时申报了十几个职员，大多是兼职或子虚乌有，实际办案人员只有我一个。当然，还少不了一个做接待和案头工作的女孩，那是个乡下女孩，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对她非常尊重。我愿成为这个行当最神秘的侦探，那时我在圈内已小有名声。我的“婚姻不忠”、“第三者插足”、“包二奶”调查特别受妇女欢迎，我也熟悉了许多受伤害的妇女。
我的生意如火如荼，日程排得满满的。我的专业素质真是响当当，提供的床上照片和影像资料显示出惊人的放荡与丑态，常常让委托调查的妇女昏厥，有的当时就扑到我的怀里失声痛哭，有的甚至于愤怒地敞开自己。一般我是讲道德的，不会染指情绪激动的当事人，除非万不得已、差不多等于是被强暴时。当然，我也有半推半就的时候，有些楚楚可怜的女人你真的无法拒绝，她们的小眼神儿看着我就像看着上帝，出于同情我也会将自己奉献出来。
1998年，我应邀参加了在山城重庆召开的“首届私人侦探峰会”二十几个墨镜在一家神秘酒店汇聚一堂。我们被媒体大事炒作，媒体称我们“生活在别人身后的人”、“共和国婚姻卫士”、“二奶杀手”当然也有人说我们是苍蝇。叫什么无所谓，我觉得叫苍蝇挺恰当的。我并不认为生活就是烂疮或狗屎，但我们的确不高尚。
七
罗一戴着黑礼帽和大墨镜走进我的事务所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外面下着小雨。我刚刚起床，还在刷牙。
“佐罗先生，早晨好。”我见了太多类似的神秘应聘者，我通常喜欢拿他们开个小玩笑，然后打发他们走人。我尤其不喜欢佐罗一类的模仿者，这倒不是由于佐罗高大帅酷而我是个瘦小的踮脚儿，事实上我对现实生活中高大威猛者越来越有一种嘲弄的感觉，我知道他们多数不如我这个瘦小抽象的踮脚儿，至少在智力上他们真是差太远了。罗一用大墨镜望着我，没有打伞，身上带着雨点，可以闻见她带来的秋雨阴冷的味道。罗一对于我的玩笑毫无反应，像没听见一样。我必须承认这是个无论智力还是体格都有力量的家伙。是的，不错，我一开始把罗一当成了一个类似施瓦辛格的家伙，甚至当她摘掉了墨镜我依然认为她是个男的，直到她慢慢摘下礼帽，露出齐刷刷的短发。
那时我刚刚重新装修了事务所，生意蒸蒸日上。换了低调考究的小铜牌，属于英派事务所风格。我添置了不少新设备，有些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如高倍镜头、针孔摄像、暗拍探头、微型窃听器。这些设备通过各种不合法的渠道都可以弄到。一切重新启动，我需要一名助手。我见过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许多人打扮得怪模怪样，就像罗一那样。他们根本不了解一个侦探应该是什么样儿。真正的侦探并不像电影中招摇过市的样子，形象也绝不高大，事实上一个侦探应该是那种在人群中让人过目就忘的人，没有个人特征。生活中的侦探就像我这样子，说不上难看，很难描述，再普通不过。当然我的踮脚儿不包括在内，不过就算这点引起人注意也不会使人想到我可能是大侦探福尔摩斯或者波罗。人们可能会同情地记住我是个踮脚儿，但不会记得我长得什么样儿，顶多也就是记住一个影子。我的助手当然也应该是这样。我想像中的助手是一个年轻、低调、平淡无奇的大学生，城市生活背景，喜欢克里斯蒂、西默农，至少希区柯克，如果还喜欢狄公、施公、包公那就更好，那样我会更多办一些古典主义风格或传统的通奸案。
应聘的人有一些是退役特种兵、民警、社区保安、体育健将、体工大队或武术学校的学员，我确实考虑过这些人，特别是退役警察或打算下海的警察，但最终放弃了。我不想与有任何官方背景的人发生关系，这当然使我的业务面很窄，而且缺少保护，但我坚持个人风格。我的工作不仅要赚钱，更主要的是还要安静，既介入又疏离。
“我做过侦探，抓获过我的丈夫。”
她居然有丈夫！她要真长得像佐罗也罢了，事实上她长得像高仓健——简直就是一个女高仓健。她的脸不平整，长，宽，并且有点绿（也有阴雨天植物玻璃反光的缘故），有喉结，神情庄严，以致有点吓人的神经质。我当时就想到她过去可能是运动员，而且显然服用过类固醇之类的兴奋剂，不然一个女的怎么跟男的似的，而且还这么绿。结果还真是。
她说她过去曾是链球运动健将，现在退役在体育总局工作，半年前辞去了工作。她一直暗中对付狡猾的丈夫，使用过各种手段，完全熟悉一个私人侦探的工作。
“就为抓你丈夫辞了职？”
“他很狡猾，我不能不辞职。”
“抓到什么了？”
“我丈夫，还有那个烂货。我一直跟踪他们，有半年时间，最后从阳台进去把他们赤条条按在床上。”
“没反抗？那时人是很急的。”我调侃道。
“没有，根本不可能，他和那婊子一丝不挂，已经非常疲惫。我提起他们，就像捆小鸡似的把他们捆起来。我早就侦察好了，有备而来。我用的是专业行军绳，这么粗（罗一夸张地比画），完全不可能逃脱。我把他们赤条条吊在两个对门的门框上，把他们用过的手纸塞在他们嘴里，塞得满满的。那可真是个荡妇，他们用了一地纸！我丈夫成了烂泥。我用护膝封住他们的嘴，让他们在两个房门之间面对面看着，看了3天，我再回到那所郊区的别墅时他们像死狗似的。”
“死了？！”我认真地问。
“跟死了差不多！”
“你丈夫做什么的？”
“健身俱乐部。”
“老板？”
“没我他狗屁都不是！”“现在他踏实了？”
“不踏实也得行啊，我最痛恨狼心狗肺的男人。”
“据我所知人大体都这样，很少不花心的。”
“女人就不是，都是你们男人。”
“我说的就是男人。”
罗一看了一下我的脚：“我相信您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个瘸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
“做我的助手？”
“是的。”
八
罗一辞职前就已开了3处健身房，是个连锁店，当然都是以她丈夫名义开的。我知道那个叫“长白丽人”的健身场所，在那儿蹲过目标。罗一不是北京人，成为运动员后才到了北京，参加过亚特兰大和悉尼奥运会，退役后留在了体育局。罗一是东北人，白城那一带的。她的丈夫也不是北京人，是个南方的小个子，潮州人，其貌不扬，脸总是洗不干净，用罗一的东北话说挺“碜”的。潮州人叫马光，本来是罗一的雇员，后来成了罗一的丈夫。潮州人大体都瘦小，有着南方生意人的精明。潮州鞋、潮州假货，潮州人的素质不高，给人印象不太好。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成为夫妻的，是压服、强迫，还是生意经？这一点罗一始终含糊其辞，更多是对丈夫的蔑视和仇恨。罗一说她是马光的恩人，她称马光为蚂蟥，她的一切都胜过丈夫——她怎么就不知道自己的样子有多吓人呢？
“你那儿是声色场所，也难怪他不老实。”我说。
“是健身场所！”罗一大声纠正我。
“对，健身，可你那儿美女如云，也不能让他一点儿都不沾呀？”
“净是二奶、小妖精，我就不许他沾！”
“你这不是让他着急吗？”
“我就是要考验他！”
“结果呢？”
“他再也不敢了。”
“你这么自信？”
“我雇了人，全天看着他，他知道我的厉害。”
“你可以自己开事务所，我看你可以。”
“我是打算开来着，可是我想到您这儿来，您是这行的专家。我不图挣钱，就是要抓尽天下负义的男人。”
“我这儿并不抓人。”
“我要揭露他们，让女人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法律能保护婚姻？”
“反正不能让男人逍遥。”
“我也是男人。”
“你是‘婚姻卫士’、‘二奶杀手’，我非常尊敬您！”
“我从没想过我的助手可能是个女人，我尽量避免女人。”
“这说明您正派。”
“不、不、不！”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罗一，毫不掩饰某种意味。
“看过远山的呼唤吗？”
尽管我毫不掩饰，但还是无法完全显出我想达到的某种轻佻的味道，以至想到那个著名的日本男人。
“什么？”罗一的脸微微涨红。
“远山的呼唤，还有追捕。”我说。
“您什么意思？”罗一的脸完全红了。从罗一的表情上看，显然她感到了某种侮辱，这说明说罗一像高仓健不是我的发明。
“我是说，我不一定正派。”我又回到轻佻上来。
这回轮到罗一打量我，同样毫不掩饰：“我正派就行了，就算您真的不正派我也用不着担心您——可以再加点水吗？”
罗一喝了一口我倒的茶，要求我再加一点。
我去饮水机加热水。我知道罗一不是为要茶，她想看一看我的“猫步”在一个真正的运动员看来我的行走的确就是猫步。
我不能说决定收下罗一是匆忙的，但从后来许多方面看，罗一做我的助手并不恰当。首先通常作为一个“生活在别人背后的人”自身不能引人注目，这一点我个人也不是很适当，但勉强可以做到。而当我与罗一并肩走在街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可以想像，一个高大威猛的女人和一个踮脚儿男人走在街上会是怎样的情景？就算我们一前一后保持一定距离，但也总有碰头的时候，总有一起走进咖啡店或快餐店共进晚餐或午餐的时候。我是个踮脚儿，这无需再强调，我是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轻微的踮脚儿实在算不上什么，甚至于你可以认为我走路太随意，或者说简直是傲慢的；但是同高大的罗一在一起，我的骄傲就变成了玩笑。
我是无法改变的，那么怎样装扮罗一呢？罗一开始不同意装扮自己。我们到街上走了一圈后，罗一同意了。罗一既然像男的索性就扮成男的。罗一剪掉本来就不长的运动员短发，留起了寸头。结果一成型我才突然发现不行，罗一这样上街估计会有人围着让签名，会让“寻找高仓健”的中年女性发疯。此外，罗一作为男的胸部太高了，我不能说罗一的胸部辽阔有如高原，我这样说未免有些随意，但罗一胸部隆起得的确惊人，你能想像一个丰满的杜丘先生吗？你能想像高仓健同时具有女人可怕的性感？
我建议罗一还是回到女人。
我的事务所有个化装间，里面有各式行头，西服、夹克、风衣、披肩、婚纱、数不清的假发、胡子、墨镜。罗一试了各种装束让我看。女人试衣的那种天性的兴奋我算见识了，即便像罗一这种女人，居然也搔首弄姿转动身体。每一次我都摇头，每次的失望都比上一次更强烈。事实上罗一既无法成为女人，也与男人迥异。罗一戴了头套，两条乌黑垂肩的粗辫子，涂了鲜艳如火的口红，施了粉底，描了眼圈儿，但怎么看怎么像印第安人了。想让罗一不引人注目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从未恐惧过任何女人，但我现在恐惧罗一。“不，不，”我说“罗一，这样不行，不行。”我要求罗一重新回到男人的装扮，但罗一坚决不再改，罗一认定了自己的美容效果与罕见的身段，她竟然又穿了旗袍。我说：“坚决不行，你这样太恐怖了。”但是罗一发现了自己的美，而且不惜承认这是一种恐怖的美，无论我再说什么罗一也不再改变，罗一认定了几乎具有爆炸效果的旗袍。
罗一定型的当晚，我喝了不少酒，但是酒也不能让我挥去罗一恐怖爆炸的样子。我无法睡眠，旧病复发，夜晚来到了一家高档声色场所——人间天上。我很久没光顾这里了。我知道这里有一些青春姣好的尤物，这些尤物美仑美奂，素质很高，通常可以按客人的要求打扮，比如学生装、护士装、模特装、女兵装、新娘装，然后再一件件脱掉。她们价格昂贵，有些真的是服装模特、舞蹈演员，她们冰清玉洁，吐气如兰。那天我要了两个女孩陪我，我饱尝秀色，挥金如土。一连3个晚上我光顾人间天上，直到筋疲力尽才差不多消除了对罗一的恐惧。我不担心钱，不是钱的问题。第二个晚上，我甚至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这使我花了更多的钱，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罗一带给我的毁灭性的恐惧。我有一年没到过这类场所了，我是说自从我的下体长了可疑的丘疹和硬疖之后。那段时间我自己治疗，调试化学试剂，涂抹，自我注射，没求医问药。近半年时间我才成功地修复了自己，然而罗一使我重访人间天上。
九
记者：绿化这些荒山得花多少钱？
简：一期300多万，包括买这8座荒山的钱。
记者：国有土地不是不能买卖？
简：严格地说不能说是买的，是租赁，租期70年，我还能活70年吗？实际就是买了。我把它视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山，我亲自参加各种劳动，从种树到浇水，到开塘、修路，你知道劳动会使人多美丽？几年下来我有了健康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淌出汗水的头发都是草木的芳香。我能闻到自己身上大自然的气味，当太阳能的热水含着午后的阳光流到你身上，进入你的身体，你真的会有一种想亲吻自己的冲动，你感到从未有过的来自大自然的高潮，那是任何男人所不能给予的。
记者：呵，大自然的高潮。说得太棒了！我要洗你的太阳能，你的话是诗人都说不出的！
简：那你得劳动，出汗，回到简单。
记者：我愿意简单。
简：我以为这样也就满足了，可我在商海毕竟浸润了许多年，不由自主就关心起可怜的城里人。我的土地没有任何农药，是百年来最自然的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荒凉但并不贫瘠。我种的菜、养的鸡、产的蛋，朋友们都说好吃，和城里的不一样；我养的牛挤的奶，朋友们说有一种古老的芳香。朋友的朋友带着朋友来了，带着家属来了，甚至带着团队来了，他们如饥似渴，像掠夺一样把我供一己之用的物产席卷一空。你没办法，城里人都疯了，我不能不考虑规模操作，开放我的庄园和私人山谷。这方面其实国外早就这么做了，我到过英国人的庄园，英国人的庄园在周末假日都接待城里人，让城里人享受绿色食品。他们的庄园经济很发达。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庄园经济起步晚，但是发展很快。我曾做过一项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仅有200家生态庄园（所谓庄园经济就是指以生物链互抑及互益为构架的绿色经济，不含任何化肥农药），但仅仅不到10年间，到20世纪末，美国的生态庄园已发展到4000多家。比起他们，让我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庄园经济都是选择良好的生态资源，利用良好的自然条件投资“假日经济”获得丰厚的回报。而我选择的是人类弃置的荒山，先绿化荒山，改善了“自然颓态环境”再进行生态庄园建设。
记者：所以你才获得了国际“蓝星环保奖”他们没获得。
简：那个奖给了我50万美元，挺多吧。
记者：当然，是你应得的。
简：也是歪打正着，我没想再做商人，本想做点公益事业，也给自己找个“家”；结果倒好，又做了商人，还得了奖。
记者：这叫善有善报。你虽是商人但是绿色商人，所以上帝一定要奖掖你这样的商人。
简：是吗？也许也要惩罚我吧。
记者：为什么？
简：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比如上帝。
记者：你不信他，可他信你呀。你刚才提到“自然颓态环境”这个提法很新鲜，我只听说过生态环境没听说过“颓态环境”
简：这是我发明的词，我还专门为这个词写过一篇论文。现在国内环保专家还不认可这个词，我不管他们认可不认可，我是从实践中体会到的。我刚才说过，100年前这里砍光了树，40年前拔光了草，泉水干涸，山体风化严重，变得像月亮一样荒凉。青山被人们利用过了，就抛弃在那里，你还能称这里为生态环境吗？不过你要说它是“死态环境”也过分了。它还能够复生，所以它的真实状态应叫做“颓态环境”“颓态”表明既可以继续恶化下去，也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它提示着人类的可能性。没有林木的荒山对大动物来说，无法满足生存需求，是死态的；可是对禽类来说，山草在合理负载的条件下就是生态的；荒山较之森林是颓态的，可较之都市的水泥建筑和柏油路又是生态的，重要的是人做什么，怎么做。
记者：你的观点充满了辩证，你大学读的是哲学还是经济？
简：我没上过大学。
记者：真的？可是你一定读了很多书。
简：读过一些。你读过寂静的春天吗？
记者：读过！我觉得你很像蕾切尔卡逊！
十
我告诉了罗一我最近一掷千金，夜夜宿娼。我是故意的。罗一不相信我的话，以为我说笑。我向罗一详细描述了人间天上的情景，我说得具体而平静，就好像讲到某家特色餐馆。罗一首先被我的平静震惊，其次她对人间天上闻所未闻，她不知道竟然还有人间天上这样的性场所，她开健身房，知道发廊、洗浴中心、洗脚屋有小姐，但从没想到居然还有一个人间天上这样的场所。我甚至于觉得某一刻她好像不是听一个色情故事，而是在听一个发生在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的故事。但很快她从一个神往的神情转换为一种恍有所悟的严肃。罗一对男人寻花问柳一向瞧不起并咬牙切齿，但是对我显然是犹豫的。
我问罗一：“还在我这里干吗？”
罗一不说话，鲜艳如漆的口红好像在脱落，茫然无措的目光流露出我预料之中的呆滞表情。我喜欢她这副蠢样子，不再感到威胁，事实上直到这会儿我才觉得真正战胜了罗一。当然了，我也不是无懈可击，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特别是罗一的目光再次渐渐落到我稍稍有点变形的左脚上，她的神色慢慢缓解下来，甚至还微笑着对我说：“你讲这些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开始对罗一进行简单的技能培训，尽可能地不靠近她，她浑身紧绷的张力仍让我感到混乱。那时秋雨淅淅沥沥，天光晦暗，白天屋里仍要开着灯。我说过我们与严格意义上的侦探不同，严格意义上的侦探需要进专门学校学习，有一系列专业课程和技能训练，这对我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对于跟踪个把第三者、偷情男人我们没必要小题大做。就算我们练就一身本事也不可能拥有权力机关刑侦的权限。我们只能是私人侦探，甚至尚不敢称自己是私人侦探，我们只能以民事调查掩盖小偷小摸的偷窥行为。就算如此，我们仍是不合法的，仍然要面对一次次罚款、整顿乃至取缔。我们这行人模糊地在狭小的范围内生存，悄悄接受怨妇的委托。这不是我从业的初衷，更不是我的理想。如果可能，如果取得合法性，如果允许私人在各领域独立调查，比如凶杀、黑幕、丑闻、黑社会、腐败，我完全有条件成为最出色的侦探。这些罗一从没想过，事实上罗一并没有对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侦探感兴趣，罗一只有对男人的仇恨。罗一不知道什么是女权主义，但她却是地道的原教旨女权主义者。
我教罗一怎样使用纽扣窃听器、针孔摄像、暗拍探头、无线连接，怎样调适显示器，怎样遥控，这花费了很多时间。罗一扔链球没的说，在击剑和跆拳道方面也有一套，做过陪练，不过在高科技上罗一真是笨得出奇，她的愚钝显示出本能地拒绝精密仪器、高科技工具。罗一对外语一窍不通，记不住英文按键，得反复告诉她这是开那是关，如何控制。
“什么时候我也想到人间天上看看。”罗一说。
“你去干吗？那是男人的场所。”
“我想看看那些小姐。”
“你不是想吃了她们吧？”
罗一把探头对准了我：“我想嫖她们，嫖死她们。”
“你怎么嫖呀！真是傻话，你恨她们没有用，还是恨男人吧。”
“只要花钱不就行吗，管我是男的女的。”
“那里不会接待你，除非我们俩一起去。”
“呸！”罗一啐道“我可以使用电动阳jù！”
“可你对付的还是女人，除非——”
“”“除非你开房待客。”
我大笑，疯狂地笑。我几乎想像到某种罗一接客的情景，我敢保证那情景会让所有寻花问柳的男人回心转意。想想吧，一个打开房间的小男人，面对一个浓妆艳抹高仓健式的女人，想想吧。
“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罗一非常严肃。
“罗一，”我问“你只有过你丈夫吗？”我不能想像罗一还有别的男人。
“当然！”罗一受到侮辱似地叫道。
“可你刚才提到工具。”
“什么工具？”
“电动阳jù，你显然用过。”
“我没有！”罗一面红耳赤“你怎么能这样侮辱我！”
“用工具也没什么，很正常。”
“我没有！”
“工具挺好的，想谁是谁。”
“我不跟你说话了，我发誓再不跟你多说一句话！”
的确，此后无论我再说什么罗一都不再说话，只专心地摆弄仪器。我讲充气仿真人，讲仿真人的感觉，讲想订做谁就可以订做谁，比如订做成梦露、波姬小丝或宫泽理慧，都行。
“你是个魔鬼，”罗一终于忍无可忍“你赶快找个女人结婚吧！”罗一扔下窃听器，冲出了房间。
我想罗一也许不会回来了，这也是我潜在的目的。
罗一走了我不会留恋。某种程度上我安静的工作已被打破，我想我还是一个人比较好，我和任何人都不能合作。我不是魔鬼，不过与人合作就难说了。但就在我刚刚产生希望还不到20分钟时，罗一又从外面回来了。我闻到了我一向厌恶的烟草味。罗一是到外面抽烟去了。
我有一种大失所望、深深厌恶的感觉，因此毫不客气地对罗一说：“你抽烟去了？”
罗一脸色铁青，一声不吭。
“我这人一向不喜欢烟，讨厌身上有烟味的任何人！”
罗一掏出烟盒恶狠狠扔到地上。
“请扔到外面垃圾道去。”我烦躁地说。
罗一踢了一脚烟盒，捡起来，冲出门去，门关得很响。
我认为我们的合作真的结束了。但到晚上，我的手机响了。罗一打来的，罗一问我在哪儿，是否还回事务所。我说在人间天上，罗一说她在事务所。我说，你现在应该待在你丈夫身边。罗一罕见的温柔地说，你别这样放纵自己，这样真的不好。她不温柔还好，一温柔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说，你少废话，关了手机。
第二天刚一开机，我就收到罗一的一条短信：
“你应该有好的生活。”
十一
罗一做了最大的忍让，不再描眼圈、涂口红，脱下了旗袍，摘掉了印第安人的大粗辫子，完全照我说的办了。罗一再次变成一个高大的男人，皮夹克、板寸、灰调风衣、打领带。胸脯没办法，高就高吧，把腹部垫一垫，也只好如此了。罗一告诉我她戒了烟。我们走在街上，尽管仍不伦不类，但总比罗一作为一个女人好点。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跟踪，拍照，拿到证据交给事主。“目标”是活动的，跟踪需要敏捷的身手，更需要好眼力。罗一眼力不错，并且身高马大，这方面每每让我赞叹。有人说女人是天然的侦探，我过去不信，但罗一让我信了。罗一有过跟踪潮州小丈夫的经历，在跟踪技巧上几乎没让我费什么口舌。在复杂的地形环境，比如超市、展销会、有观光电梯的商厦，罗一对“目标”的分辨率甚至于高过我这个老手。即使在一些大厦外侧的透明升降电梯里，在电梯正处于30米高空的疾速下降途中，罗一也能像鹰一样一眼认出“目标”就在电梯里。我后来送给了罗一一个绰号：“电眼”那是我们一起办的第三个案子“目标”是个真正的瘸子，一看就是左腿装了假肢，不过走起路来倒是虎虎有生气。瘸子个子不高，是个忙忙叨叨的小老板。小老板从商业大厦出来，速度很快，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的夏利一路超车，跟上了“目标”出租车上了二环之后我们长出了口气。二环没红绿灯，是盯车最好的线路。出租车行驶了大约5公里上了立交桥，进入劲松路段，直奔三环。我让罗一记下车号以及公司所属名称，罗一掏出小本子记让我觉得有些可笑，我告诉罗一作为一个侦探必须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哪儿还要掏小本子。我嘲笑了罗一。罗一说她记的只是车号，她从小就对数字有恐惧症，越怕记不住就越出错，最后脑袋一片空白。
我们与出租车咬得很紧，但是上桥转弯时拉开了一点距离，好不容易追上，路口红灯亮了，通常我会冲过去，但正好路口有警察指挥，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只好停下来，眼看着“目标”消失在车流里。“目标”暂时消失了，罗一眼力再好也无法看到没有的事物。我们追，一路超车，到了三环路桥下无法判断目标向左还是向右去了，二者只得选择其一。最后我们决定向右。我们上了三环路，在三环路上又追了一会，一直不见那辆出租车的踪影，只好停在三环辅路上。罗一把矿泉水递给我，并且打开了盖儿。这是个细小的动作安慰，作为女助手恰到好处。无论如何罗一还是女的，罗一挺好的，我想。我让罗一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告诉罗一怎么说：就说我们是乘客，东西落在车里，希望提供司机的联系方式。罗一拨通了电话，车号说错了，我一个号一个号提示，罗一重复——罗一对数字记忆真是糟糕透了。
我们从公司得到了出租司机的手机号，罗一报告完手机号问我记下没有，她因为担心自己也习惯性地担心别人。
我拨通了司机的手机，司机说刚刚放下客人，在松榆里小区。
司机说完有些后悔，显然想起应该讨价还价：“靠，我真他妈的蠢！”司机挂了电话。我又拨通了司机的手机，告诉他可以再到松榆里，我这里有300元的酬谢。司机不相信，认为我骗他，我说你不过来也行，我会寄到你公司里，这是你应得的。“你真要寄？”罗一问我。“当然，”我说“我从不在这上面失信。”
我们到了松榆里小区。松榆里是我比较熟悉的小区，它坐落在北京东南角，三环以外，相对偏僻，虽不是高档住宅区，但很安静，是北京的“二奶”高发区，我在这里办过不下六七个案子。
我们不知道“目标”具体在哪个楼，不过会弄清楚的，什么也难不倒我们。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只能是餐厅，一来这是“目标”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二来我们也饿了。小区共有两家餐厅，一家是火锅店，一家是风味餐厅。“如果你和情人到这里会去哪一家儿？”我问罗一。罗一说想像不出，她没这方面体验。
“那么，”我说“比如我们两个人，我们是情人，你是想去火锅店还是风味餐厅？”
“火锅店。”罗一毫不客气地说。
“难道你不想我们该找个有情调的地方？”
“不！”罗一坚决地说，绝不搭情人这根弦。
我们去了火锅店。火锅店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罗一不吃羊肉，对牛肉也没胃口，只想吃豆腐青菜之类。我要了牛肉、羊肉、肚丝、猪血、鸭肠，罗一大声制止了我：“你要吃多少？”我告诉罗一，我们可能会在这儿待很长时间，甚至会到半夜。我看出罗一实际上反对到这里，她根本不想吃什么火锅。她只是为了“情调”那句话才选择了火锅店。我大吃特吃，还要了一小瓶白酒，把自己弄得酒气熏天。罗一情绪低落，显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来她说的火锅店，她本来是在说反话。
罗一一口东西不吃，只喝茶。
“行了，既来之则安之，吃吧。”我幸灾乐祸地说。
“他们会到这鬼地方？”
“你说要来这儿的。”
“我说你就听我的？”
“我看这儿挺好。”
左近划拳之声阵阵袭来，大呼小叫。
“我请你到风味餐厅。”罗一说。
“那这儿的菜怎么办？”
“我来付钱。”
“不，我不会糟蹋东西。”
“你可以打包带走。”
“也说不定他们会来这儿。”我晃晃酒杯，故意气罗一。
“那我去风味餐厅！”罗一大叫一声。
“不，你留下，我去，我们应该分头各守一个餐厅。”
“为什么我留这儿？我讨厌这儿！”
“这是工作。同志，我们不是情人，甚至连比方也不能，那就只能是工作。”
“你走吧！”罗一恶狠狠地叫道。
“不着急。”我说，我慢慢酌着酒，涮热气腾腾的肉。
“你这人真怪。”罗一幽怨地说。
“是吗，我怪吗？那你得适应。”
十二
我们到了风味餐厅，也许“目标”已吃过饭，但我们还是来到这里。餐厅雅静，客人寥寥，已是晚上9点。罗一拿菜谱看了一会儿，无精打采，勉强点了一凉一热，征询我的意见。我没意见，我酒足饭饱。罗一要了一瓶啤酒，给我也倒了一杯。我们没什么话，坐在这里几乎是一种无谓。无谓也得坐在这里，这就是侦探的生活。过去我一个人的时候谈不上无精打采，甚至于谈不上无聊，侦探不能有无聊，侦探凭的就是一种信念。但两个人就有些不同了，两个人既不能独自想心事，又得照顾对方，或总得聊点什么。假如两个人再不融洽，几乎就是一种受罪。罗一坐立不安，喝啤酒，无话，也不看我。罗一显然比我更不适应这种局面。
差不多快11点了，罗一提议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一般这时我也可能就走了，而今天我要训练一下罗一。
“那要到几点呀？今天他们肯定不会再下来了。”罗一特别强调了一个“再”字，显然包含无奈的责怪。
“起码要到夜里两点。”我说。
“这有什么意义？”
“没意义。”
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小时，我觉得可以了，让罗一先走。
“我要待到那个时候。”我说。
“也许他们根本不会下来吃饭。”
“有可能。”
罗一不好意思走：“我可以抽支烟吗？”
“你还是回家抽吧，走吧。”
又过了一会儿，罗一嘟囔道：“一个瘸子也不老实，这是什么世道！”
“你说谁呢？”我正色道。
“哦，不不，对不起。我忘了，你怎么是呢？”
“瘸子就不能有情人？”
“什么情人，就是有了钱烧的！”
“如果一个正常人这样做都不对，那么瘸子就更不对，是吗？”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世道。”
“瘸子找女人更坏？”
“你——我没法跟你说话！”
“因为你说到了瘸子，我小学中学人们都叫我瘸子。”
“可我一点也不觉得你是瘸子，我说的是真话。”
“你认为我是也无所谓。”
“我确实不认为你是！”“那我是什么？”
“你就是有点怪，你很聪明，我真的很佩服你。”
“我还是希望人们把我看做是瘸子。”
“你只是有那么一点点，你真的别太在意。你瞧我，不漂亮，你还说我很恐怖，可我活得很自信。”
“你又批判我。”
“哦，对不起，我忘了，我今天怎么了？”
“没关系，反正也没事，闲聊吧。”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正常生活。”
“你认为你的生活正常吗？”
谈话到这里停住了，罗一显然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我接着说：“我只想谈论具体事情，比如瘸子。瘸子到底能不能有情人，瘸子有情人这世道是否会更坏？而你要跟我谈论生活，生活是能谈论的吗？比如你的生活。”
“我不是关心你吗？”
“关心是名义，它显示出对被关心人的优越，这优越... -->>
我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踮。就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腿脚儿稍有毛病的人一概称为瘸子，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严格地说，腿有毛病的人才称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在别人看来都像是对自己轻轻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嘲也无不可。
一
我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踮。就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腿脚儿稍有毛病的人一概称为瘸子，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严格地说，腿有毛病的人才称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在别人看来都像是对自己轻轻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嘲也无不可。
踮脚儿，一点儿也没妨碍以至我与正常人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比如运动场上，我表现还相当不错。我喜欢跑、跳、球类、冰上运动，不能说踮脚儿使我在运动中获得了优势，但运动中我的确表现轻灵，富有弹性，仿佛比别人有一种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在一万米或马拉松这种自我折磨的慢跑中，不用说，我明显处于劣势；但在短跑和百米栏中我则像流线，甚至于像射线，十个栏一般不会踢倒两个。我曾参加过一次区级中学生运动会，百米栏拿了第一，跳高破了纪录，我跳的高度超出了我身高30公分。我赢得了全场的欢呼与潮水似的掌声，但是当我走上领奖台的时候步伐和别人不一样，同样引起了大笑。
我被认为是某类人的楷模。学校让我做报告、巡回讲演，我为了证明与常人无异，四处赶场，结果声名远播，成为一个著名的瘸子。我差之毫厘，并没失之千里，但事实上好像是如此。由于运动和刻苦练习，我身上没一点儿脂肪，除了青筋就是像筋一样的肌肉，或者简直称不上肌肉，差不多就是一把瘦骨头。如果我想隐匿自己，比如做隐身人，几乎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儿。是的，我后来就是这么做的。我又瘦又小，总是穿黑衣服，在人群中几乎就是一个黑影子。我退出了运动场，我认为只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安静的学习上，就会不显山不露水，不引人注目，然而即便如此，我仍没办法不使自己脱颖而出。比如最经常的各种考试，会做的题我总不能装作不会做吧？结果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不拿第一对我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数学最好，物理次之，化学一般。尽管化学一般（完全是有意的）后来还是成了化学课代表。我不想成为任何学科的代表，数学也好，物理也好，这两科我都具备无可争议的条件，两位老师也都动员过我，但最终还是让化学老师得了逞。我的化学老师是个中年瞎眼儿，当然是一只眼瞎，两只眼瞎他就歇菜了，如同我不能两只脚都踮——那样可能倒好了，我可能会成为芭蕾演员。化学老师的瞎眼装的是什么眼睛始终是个谜，有人说是狗眼，有人说是牛眼，还有人说是猫眼，但不管怎么眼睛都一动不动，看上去像个闪光的黑洞。我相信化学老师照相不能打闪光灯，否则就会有一只眼因为反光变得贼亮。我根本逃不掉他的黑洞，他有很多办法，比如凝视、斜视；最受不了的是他的凝视，他盯着你但并不是正眼看你，你根本搞不清他在拿哪只眼看你。
我从未答应做化学课代表，但事实上已成为他的课代表。自从我被他的假眼盯上之后，课前他总是把我叫到备课室，让我帮他抱着实验用具，托盘、酒精灯或大摞化学作业，我们一同步入教室。如果是化学实验课，我还会被留在讲台上协助各种事务，做这做那，不太稳地走来走去。此前的化学课特别是实验课从来都阴森恐怖，常常像魔术，甚至于幻术。特别当酒精灯凑近并照亮化学老师的瞎眼时，再加上他的头发又长又稀，看上去有一种古堡的效果。那时，因为酒精灯热效应的缘故，他的又稀又长的头发会轻轻飞舞起来，好像一种魔法。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揪起来，大气也不敢出。我上台后气氛多少有了改观，类似斯特拉文斯基加入了一点爵士，有时可以听到下面一点安静的笑声。
二
我成为化学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但是那年高考我坚决地选择了数学系而没选择化学系。我希望以此结束我与化学老师无可言状的关系。那时化学老师只是笑笑，并不在乎我选择什么。化学老师说我根本不可能逃出他的视野，我永远是他的学生。那年的高考也真是让我伤心，我的分数没的说，让许多名牌大学咋舌，然而我的成绩单与体检表在经历了一段类似星际漫游的旅程之后总是不了了之。最终，我不得不找到了残联。我一直在犹豫，不想这样做，但是没办法。我向残联承认了我是瘸子，办理了证件，正式成为注册的瘸子。在残联和母校的干预下，一个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最终收留了我。那时已开学，我受到了学院特别郑重的欢迎。我还上了报纸。我的未来清晰可见：为人师表，成为一名教书先生。我不能不想到化学老师的假眼，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一种共同的命运。不过我没选择化学系，就这点而言，我与化学老师还是颇有不同。数学王国最终存在着一个上帝或一种类似上帝的秩序和体系。而现代化学是无边的，甚至于是可怕的，它最终指向哪里至今还不清楚；它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变，但也产生了南极臭氧空洞，就像化学老师的假眼。
大学4年，我沉溺在遥远的数学王国，差不多忘记了这是一所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我已走得很远，远到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祖冲之和张衡。我虽然误入歧途，但也可以说独辟蹊径，这在科学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许多人沿着某条蹊径或歧途走下去而成为伟大的数学家，我相信我也会如此。但是4年后我发现等待我的仍是中学的教书先生，并且他没有选择地被分回了母校。我能读师范除了残联的干预，同母校签的协议也是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如同当年化学老师的预言一样，我又见到了他。化学老师并没因为当初的预言而有任何得意之色，在他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几年光景，化学老师明显老了，假眼在我高考那年掉了之后再也没装上，留下了一个空空的更加吓人的眼窝。头发也更长、更稀了，已经见顶，而眼窝则像那个季节的果实。那时校园的松果已经发黑，石榴灿烂开裂，如我们的内脏。太多的老师教过我，因此我对化学老师也没特别的尊重，甚至于比从前还冷淡。一代一代的学生循环为老师，我这种重返母校的情况并不鲜见，大家各操教鞭，都是同事，没什么师承关系。
我依然穿黑衣服。不同的是，作为数学教师，我的黑衣比学生时代的黑更为考究，衣服不是简单的黑就完了，而是要体现出教师的庄严肃穆。此外，多年前我做学生时就梦想一柄手杖，现在我可以拥有了。我还留了唇髭。我想，既然我与众不同，那就再彻底一点。黑礼服、黑手杖、修剪整齐的唇髭，目空一切，这使我有了一种与人隔隔不入的庄严的效果。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学生都说我像日本人，我才感到某种真正的侮辱。这之前别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我想，也许我该再配一顶黑色礼帽？像福尔摩斯那样？但恐怕还是脱不开像日本人，因为据说日本人很早就风行过福尔摩斯式的帽子（日本总是比中国早一步），这让我颇为烦恼。我说不上是民族主义者，也说不上反感日本人，但说我像日本人我的确觉得受到了侮辱。哪怕说我像英国人、塞浦路斯人或柬埔寨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不再西装革履，改穿中式服装，我回到了传统，像章太炎或死硬的辜鸿铭那样，看上去老气横秋，绝对的中国做派。我甚至于还想过留一条大辫子，像康有为那样，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不可以。我开始蓄发，剃了日式唇髭（我真不明白怎么一留唇髭就像日本人，什么都成了日本人的专利）。我的庄严形象有点受损，甚至一落千丈，简直像阿q或孔乙己。好在我坚持把手杖留下来，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标志，不是学日本人或英国人，我的确有点瘸。
没人再说我像日本人，却仍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能禁止别人这样叫，包括学生们叫。尽管我是从母校出来的，无论校长、同事（当然不包括化学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接受我复古的孔乙己的形象，但是说到底这是我个人的权利。现在许多方面的确好像是自由多了，至少没人再规定你能穿什么或不能穿什么。是的，从一开始学生就总是哄堂大笑，我是“日本人”时学生不仅笑我走路，还笑我的手杖和唇髭，给我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名字，具体我就不说了。即使变为中国做派，笑声仍然不断，每次教室都要几分钟才能安静下来。笑声中我一直望天儿，好像凝视星云、暗物质、南极臭氧层。学生笑够了，我开始上课。笑是暂时的，笑也会疲劳。
我教高一数学，教高二时丢掉了教科书，每次上课什么也不带，只一柄手杖，一根粉笔，板书清晰有致，如同科学本身，直到铃声响起，下课——没有一句废话。上课只一根粉笔只有20年教龄的特级教师才能做到，而我只用了一年。当然我得承认，25年教龄的化学老师也很早就一根粉笔，具体什么时间我不知道，可能比我早。不过我仍是杰出的。我按顺序教了高一、高二、高三，最后停在了高三上。我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魔鬼，高中3年的魔鬼训练使我早已深得应试的精髓，就如同杰出的运动员往往也会成为同样杰出的教练。加之我又掌握了一套慑人心法——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做派，因此受到部分学生狂热的欢迎。一些学生下课围着我不愿我走，一如当年德国人的狂热。高考之后，新升入高三的学生家长组成了请愿团，向校长要求请我留任高三数学，虽然没佩戴袖标，没有嗨希，但举出了小旗儿，喊出了口号。家长坚决反对我按惯例轮回到高一，我留任了，开了许多年学校教学的先例。我的非人教学法——主要是题海战术和目空一切，使我第一年教毕业班就成绩斐然。我的理论是：如果我们不在平时压垮自己，怎么可能在如库尔斯克战役般殊死一搏的高考战场上取得铁血的决定性胜利？我培训（绝不是培养）的是能挺过来的那些人——结果很多人都挺过来了，让我十分惊异。
我在中学待了5年，最后两年我的学生连续两届成为全市高考数学状元（当然，毫无疑问，两位状元都对我毫无感激，其中一个后来跳了楼，一个成为著名的食堂纵火犯）。如果说一届如此成功是偶然的，那么连续两届显然不是偶然的有人把我的成功归结为我的手杖，说我的手杖是“数学魔杖”——那时人们对我已非常尊敬，只要提到我就肃然起敬。人们不再指出我的踮脚儿，而是以“手杖”所指——人们甚至学会了隐喻。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报纸采访我，还有电视台。我手执权杖，满怀鲜花（报纸可以做证），尖声尖气地回答记者。我是个瘸子，没别的原因，我就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我的荣誉达到了顶峰，但也不过如此。也就是那一年，我丢掉了数学手杖，退出了教师职业，在中学数学讲坛上彻底消失了。
三
我在家闲置，玩俄罗斯方块，用直勾在大鱼缸里钓小金鱼儿，做化学试验，烧制各种颜色的水，研究高斯和阿基米德、弯曲空间和圆的度量、托勒密的公设与循环理论误区、祖率、肯特以及欧几里德和帕提米亚；谢绝一切学校或家长邀请。外出旅行，乘火车、飞机、轮船、长途大巴，进入人山人海或人迹罕至的旅游点。骑马、骑驴、骑骆驼、骑骡子，买各种纪念品和小玩艺儿，吃棉花糖。还打电子靶，很快掌握了要领，回回都是靶心，无论走到哪儿都是靶心。做了手脚的电子枪我可以调好，照样命中靶心。我把一个业主打急了，然后到下一个，下一个业主也急了，再到下一个，常常整条街都被我打急了。我不能再打靶了，就玩套圈。套圈也一样，圈无虚发，套了一大堆日用品，烟、打火机、酒、剃须刀、小电视、小火车，甚至于人民币——到哪儿我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神农架，打枪和套圈的小贩们最终联合起来对付我。我像过街老鼠两头挨堵，险些被小贩们扔进野人洞；我获得的奖品被哄抢，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幸好那天遇到一支归途中的野人考察队才得以获救。
那支野考队是一支胜利之师。因为首次抓获了野人，特别申请了森林警车开道，顺便也将我从小贩的围堵中拯救出来。队员中有我过去的一名女学生，我已不认识她，她说她也姓苏，叫苏未未，我几乎记不起来她，但一旦想起来，过去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在小贩们联合起来的推推搡搡中，我的女学生发现了她当年的苏明老师。警察驱散了小贩，我认为应把他们抓起来，但我的女学生说这次考察收获重大，野人在押，叫我不要多生枝节，以免发生不测。我的女学生在考察队中似乎颇有地位，是考察队长的怀中人，这一点我一上车就发现了。考察队已发了外电，尚未对国内媒体公布消息，怕沿途引起难以预料的骚乱，因此一路保密。考察队要在房县做短暂逗留，然后将日夜兼程赶往首都北京。车队到房县我就可以使用银行卡了，因此我的随队旅行不过几个小时，这是考察队长还有我的女学生与我达成的三方协议，这对我已是格外开恩了。我和我的女学生、考察队长坐在指挥车里，前面是森林警车，后面是蒙着毡布载有野人的专用卡车，再后面是补给车。车队浩浩荡荡，前后都有警车啸叫。我觉得自己真是威风凛凛，要不是野人在押，我相信他们会抓起那些小贩，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我没有机会一睹野人的芳容，一进县城就得滚蛋。我的女学生说卡车里的野人十分暴躁，幸亏事先预备了铁笼子，不然就得5个人按着野人，一刻也不能松懈。铁笼子早在60年代野考队成立之初就已铸好，无数次的考察，一代一代人的考察，里面装过白熊、白麂、白苏门羚、白猴，还从来没装过野人。会不会是狒狒呢？有的狒狒很像人的。不可能，我的女学生苏未未大声说，以前他们抓到过狒狒，这次是直立行走的，绝对是野人！看来直立行走是他们这次收获的主要标志，是的，这是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我仍心存疑惑。我对野人完全不了解，不是我不相信有野人，我担心不是。我完全是好意，结果惹得野考队队长十分不悦，我的娇小的女学生也因此表露出嫌恶我的样子，再也不正眼看我。
两个小时后，车队快要抵达房县，严格地说还没到县城，只是公路上出现了房县的交通标志牌，我便被请下了车。我的女学生偎在队长怀里睡着了或者干脆就是装睡，而队长对我毫不客气。队长打开了车门，虽没一脚将我踢下去，但我尚未站稳车就疯牛似的开走了。我长途步行了差不多30华里才到县城。我的踮脚儿完全不适合公路上的长征，虽然只有30华里，但走到县城时我差不多已是一个真正的瘸子。
考察队早已启程，我不可能找到他们，也不可能一睹野人的真容。我在银行取了钱，掉头又上了一辆长途车，重返神农架。这次我既不打枪也不套圈，径直上了神农顶。在海拔3000米高度的神农顶上，我眺望了3个多小时茫茫神农架林海，一动不动。我在想野人，想女人，想我娇小丰满的女学生，想野考队长。我慢慢地回忆起我的女学生，她数学好像不错，但是大学上了生物系，这点有点像我。我对学生考到哪里从不关心，对女生也从不感兴趣，或者对整个女性都没兴趣，但是我对苏未未还是有点特别印象的。这印象主要来自我的邻居的一只猫，那只猫黑，静，一动不动，但并不怕人，你在各个角度都感觉它在盯着你。苏未未也有这个特点，一度我常常把苏未未和我邻居的猫混淆，它好像也在各个角度盯着我。学校里有一些苏未未的传说，比如她很小就被流氓强暴过，甚至被某个长辈怎么样过，但我从不相信，我认为那是男生对女生的想像。事实上我曾天真地想，如果将来我有女人就该是猫一样的女人。我已三十岁出头，不知女人为何物，甚至于从未触摸过邻居的猫，我怕它隐藏的爪子——它怎么可能被强奸呢？但是这次苏未未真让我失望，她那样安静地偎在脏兮兮的野考队队长身上让我很不自在。野考队队长尽管十分健壮，但总有50岁了，也许还不止50岁，他占有着我如此年轻似乎从不使用爪子的女学生；她的乳房那么富有弹性，就那样放肆地贴在野考队队长身上。显然，可以想像，长达两个月的野考，我的女学生怎样委身于这个老家伙，我能闻到她身上的他那种不再年轻但仍然旺盛的味道。这味道就如同老年大学厕所的味道，黏稠、厚味，是让任何一个碌碌无为的年轻人愤怒的味道。
四
我厌倦了旅行，继续在家钓鱼，玩俄罗斯方块，忙生病的下体，关注野人的消息，继续研究数论、函数、弯曲空间和抛物线，不停地买影碟、看影碟。我收集某一类碟，如恐怖、悬疑、凶杀，像去年在马伦巴、小旅馆、后窗、西北偏北、爱德华大夫、午夜凶铃、三十九级台阶，这都是我喜爱的。我不喜欢历史或战争电影，特别是二战电影，见到希特勒大呼小叫我就浑身抽筋儿，尽管有人说我的声音像给元首配音的李扬。我也不喜欢喜剧，包括卓别林的喜剧。我甚至于可以说厌烦卓氏的喜剧，他把一种残疾表现得如此浪漫、同情、忧伤，我认为与生活不符。
我不是说我在卓别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没那么严重，我是觉得卓氏太小资了，比起希区柯克，卓氏差不多就是一个小丑。恐怖与理性，如同数学的严酷一样，是我所欣赏的。我认为这两点是世界存在的基础，卓别林算什么呢？卓别林只是小情小调，哗众取宠，没任何科学基础。我这些观点是我在研究数论时产生的，我看的碟同我的数学并不矛盾，甚至于相映成趣。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开始寻思总得找点营生养活自己。这一点我倒也什么时候都不用犯愁。什么时候我想再去教书，只要给任何一所中学打个电话就可重返教坛。我的抽屉里放着不下十几所中学的邀请函。但我不想重返中学。我想到了私塾，我认为私塾的方式对我更好一点。这方面我的机会太多了。自从我金盆洗手后，找我补习高考数学的家长一直络绎不绝。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的住址和电话。我一直拒不开门，把电话拔了，但即使这样在我出门时也常常有人一下从角落里突然蹿出来，拉着我的衣角不放，让我救救她的孩子。我云游期间访问者将条子贴满了我的房门，我的房门几乎成了公共广告栏。如果我不定期清除，就算全市清除牛皮癣小广告也清除不了我门上的纸条。门上纸条一层落一层，有的用糨糊，有的用胶条，有的写得声情并茂，有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的许以重金。我觉得这已不是求贤若渴，倒像是求神拜佛。
我决定开设私塾，招收几个学生，但是绝不再教女学生。什么时候想起那个野考队队长和娇小的女学生，我就不太平静。那次神农架之旅让我似乎懂得了什么是爱情，我破天荒在宾馆开始胡乱接受爱情。我的第一次爱情使我既是一个失贞者，同时又是个嫖客，这使我的身心乱了套。不，不，现在我刚刚修复了身体，我不再教女学生。
正当我准备给两个许以重金的家长打电话时，一个偶然机会使我找到了一种我从未想过的生活，简单地说，给一家调查公司充当了一次“线人”那家调查公司对我事先进行了调查，在我的公告栏上留了言。
我看到这条信息立刻联系了他们。事情很简单，一位有妇之夫在我们楼顶层养了一个二奶，调查公司要我盯住顶层的窗户，一旦27层住户窗户灯亮了，立刻打电话给他们。27层楼非常高，我住的小区十分逼仄，观察角度是直角三角形，我在60度角上（两座楼之间的空地），观察30度角，两个锐角的连线让我无时不处于仰望之中。我化了装，以免学生家长不速而至的纠缠。我的工作是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白天由调查公司的雇员蹲守，我只负责夜间。这意味着我每天要上一个夜班，而我那时还在失眠，就很愉快地答应了。
调查公司开出的条件是每小时10元钱，晚上8点到早晨6点正好是10个小时100元钱，期限为一个星期，按小时计酬。如果正好是一个星期我就能得到700元钱；如一个星期仍未发现计酬减半。我当然希望正好一个星期发现，那样我就可以挣700元钱，但是如果正好第一个晚上灯就亮了，我就只能挣100元；以此类推还有可能是50元、40元，甚至于10块钱，因为这是一个变量关系。也许我蹲守的第一个小时就发现了目标，那样我就只能挣10块钱，这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是发现目标是一回事，报告发现目标是另一回事，就算我在第三个或第四个晚上发现目标，我为什么不等到第七天报告呢？对我来说结果不在于是否发现目标，而在于是否能拿到700元钱。我的数学头脑算这种小账真是小菜一碟。
我向调查公司指出了漏洞，委托人当时请示了一下，答应就算第一个晚上亮了灯也要付我7天的一半酬金。我当即指出这仍然有漏洞，我仍然可能等到第七天再报告。我不一定那么做。对调查公司而言，这里绝对有漏洞，你自身都有漏洞如何侦窥别人？可见当时的侦探业是多么的不规范，多么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我的数学头脑给调查公司留下深刻印象，公司最后答应无论哪天发现亮灯都付我整整700元。我又对公司说，你们其实不妨这样，这活儿未完成的底价是350元，期限为7天，就是说如果7天都不亮灯是350元，之前无论哪天亮了灯都是700元。这样既堵塞了漏洞，又鼓励完成任务，提高了责任心，不是更好？
我不是在乎钱挣多少，而是有计算的毛病，而且逻辑上的漏洞的确是明摆着的。老板再次听从了我的建议。我发现调查公司在其他方面同样存在着诸多漏洞，尽管公司效益仍然相当不错。这件事完成之后，没用我说老板就要求我加盟调查公司，许以优酬。
五
可以买一座荒山吗？可以拥有一条私人山谷吗？拥有别墅的女人不算什么，拥有山谷的女人才是时代女性。上个世纪末，从南方深圳回到北京的简希米女士买下北京周边的8座荒山及7条山谷，植树、绿化、开塘、造屋，几年光景8座荒山改变了模样。这8座荒山原是京城著名的风口，每年的沙尘暴从这里长驱直入京城。100年前，这里砍光了树，40年前拔光了草，泉水干涸，山体风化，荒无人烟。简希米女士人弃我取，在人类放弃的地方重建家园。这位在商海闯荡了十几年的单身女人一直未婚，这些年几乎嫁给了荒山。她以人类的良知、大地之母的行为赢得广泛的赞誉，获得过联合国环境署的表彰。她被誉为“中国的蕾切尔卡逊”、“环境之母”（太夸张了吧，现在的记者怎么总是无缘无故地就激动起来，难怪让简女士讨厌）。当年红歌星李娜剃度出家，曾引起社会一片哗然，而简希米女士隐入荒山却悄无声息。几年过去了，8座荒山慢慢披上绿装，贫瘠的山谷诞生了一座现代生态庄园。这里水色天光、鸟语花香，俨然一个世外桃源。日前我们世界女性杂志一个女记者在山上与简希米女士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话，对话的结果是记者不想下山了。记者在庭前、草坪、池塘边秋千上一边品茗，一边与简女士娓娓长谈——
记者：上山前您是否就有了一个美好的蓝图？
简：哪有什么美好蓝图，开始就是喜欢荒山，就想种种树、养点鸡鹅，过一种自然恬淡与世无争的生活，结果后来把简单的事弄得复杂了，一不小心又走到创业路上来了。
记者：就是说最初的想法和现在的情况并不一样？
简：上山五六年，心情是在不断变化的。开始只想用荒山满足内心的荒凉，后来发现荒山也有生命，它们袒露着被砍光掏净的身躯，就像我们女人被男人使用过的身躯，被丢弃了。女人不能使自己恢复青春，但使荒山焕发青春却是可能的。上山第二年，我看到自己亲手种的树苗成活、生长、吐绿，我觉得自己也在慢慢回到少女时代。其实贫瘠的土地，包括贫瘠的我们，不是供人伤怀落泪的；我们既然不可能在男人那里复生，就只能自己再生。我的第一个阶段满足了我对荒山的需要、创造的需要、心情的需要。这和别人建好别墅花园送我或我买下来不一样，它是我亲手在一无所有的荒山上创造出来的，它含有我的生命，这不一样。
记者：当然不一样！您创造了荒山，也创造自己。
简：我们女人都有孕育的冲动，当房子盖好、水源出现、山上有了绿，当那两棵百年前幸存下来的银杏拴上秋千，当你在上面注视荷塘月色（看来简女士读过朱自清的美文），当猫和狗对你依赖不舍、随你蹦跳，你觉得自己真的好像生出了一个“家”一个永恒的“家”（这里显然有记者编造，简女士不会说出这种煽情话。）
记者：呵呵，生出一个“家”你说得太好了。
简：常常你空谷足音，仰望山顶，猫狗随后，你觉得如此安全，再没人能伤害你，你再不需要别人，这就是你的家——永远的家。想想这里100年前的事，想想40年前的事，这里草木不生，泉水干涸，但是我复活了它们，它们睁开眼，朝我微笑，用有植物气味的风抚摸我，那种喜悦就像我们少年时代的恋人，让你觉得有无限的余生。（真是简女士说的？不过如果不是简女士说的，谁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六
作为一个踮脚儿或瘸子，如果我对生活仍有兴趣，那就没比侦窥职业更适合我的了。以前我完全没想到还有这种可能。我辞职就是想过一种人群背后的生活，而私塾这种闭门不出的工作显然是消极的；侦窥刚好在两个方面都满足了我。我既养活了自己又在人群之中，但是没人知道我。我很快进入角色，同时自修了许多侦探教材，包括间谍教材。我对自己的训练相当严格，主要我也饶有兴趣。训练从观察人群开始。我到火车站、机场、广场、大型商场等各色人出没较多的场所，悉心观察人的身高、面相、发型、体态、习惯动作、服饰等等，然后分类观察分析。每次按工人、农民、军人、公务员、商人、摊贩、记者、文秘、教师、演职员、官员分类，方法是每组选取10人做“模特”将其身高、面相、发型、体态、衣着、与人讲话时的神态、习惯性动作一一记录下来。在不被注意时用针孔相机将这些“模特”的样子拍下来，回到寓所根据图像或照片对记录再作修改。当每类被记录的人都不少于10个，记录下来的“模特”总数达到数千人以上，我就开始制作表格进行归纳分析工作。这样的工作是多么有趣！我的兴趣与日俱增，简直着了迷。
我按照近20组类别，把各类人在与人交谈、走路、购物、休息时的神态分类制成表格，输入电脑，这样取得了对不同身份背景人员在不同场合下的外表、装扮、神态等规律性的认识。借这张表与观察记录过千人以上的神情举止的经验，我对各类人的认识有专业的把握。这是极专业的自我训练，没有这样的基础训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侦探。
福尔摩斯探案集“黄面人”一案中，福氏通过对一位他不在家时来访客人遗忘在桌上的烟斗的鉴定，推断出该人的种种特点、嗜好和其他情况，过后经验证竟然惊人地准确。他鉴定后对华生说：除了表和鞋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比烟斗更能表示一个人的个性了。烟斗的主人是个身强力壮的人，惯用左手，一口好牙齿，粗心大意。我记得华生当时很不解，请福尔摩斯说出推理的根据。福尔摩斯说：那位不速之客有在煤油灯或煤气喷灯上点烟斗的习惯，可以看出烟斗的一边已经烤焦了，如果用火柴就不会弄成这样子了；而烧焦的只是右侧，由此我推断他是一个惯用左手的人；琥珀烟嘴已被咬破，说明他身强力壮，牙齿整齐。至于他是个盗贼，丢掉的那个用“欧石楠根”制成的烟斗说明了问题。那烟斗最多值7先令6便士，显然已修补过两次，两次修补都用了银箍加固，银箍的价值要比烟斗本身高得多；此外从烟斗中磕出的烟丝来看，这是一种最昂贵的烟丝，8便士一英两，由此推断他的财产十分混乱，是个盗贼。
我供职的调查公司虽然并不认同我如此专业的训练（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但还是认可了我的专业素质。没多久我便由项目主管升任为副经理，收入成倍增加，但这仍不能阻止我在一年后创办了自己的私人调查机构。我如此出色，凭什么为别人打工呢？而且那些人的业务素质是如此的糟糕，我怎么能整天与他们为伍呢？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或者叫事务所。工商登记时申报了十几个职员，大多是兼职或子虚乌有，实际办案人员只有我一个。当然，还少不了一个做接待和案头工作的女孩，那是个乡下女孩，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对她非常尊重。我愿成为这个行当最神秘的侦探，那时我在圈内已小有名声。我的“婚姻不忠”、“第三者插足”、“包二奶”调查特别受妇女欢迎，我也熟悉了许多受伤害的妇女。
我的生意如火如荼，日程排得满满的。我的专业素质真是响当当，提供的床上照片和影像资料显示出惊人的放荡与丑态，常常让委托调查的妇女昏厥，有的当时就扑到我的怀里失声痛哭，有的甚至于愤怒地敞开自己。一般我是讲道德的，不会染指情绪激动的当事人，除非万不得已、差不多等于是被强暴时。当然，我也有半推半就的时候，有些楚楚可怜的女人你真的无法拒绝，她们的小眼神儿看着我就像看着上帝，出于同情我也会将自己奉献出来。
1998年，我应邀参加了在山城重庆召开的“首届私人侦探峰会”二十几个墨镜在一家神秘酒店汇聚一堂。我们被媒体大事炒作，媒体称我们“生活在别人身后的人”、“共和国婚姻卫士”、“二奶杀手”当然也有人说我们是苍蝇。叫什么无所谓，我觉得叫苍蝇挺恰当的。我并不认为生活就是烂疮或狗屎，但我们的确不高尚。
七
罗一戴着黑礼帽和大墨镜走进我的事务所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外面下着小雨。我刚刚起床，还在刷牙。
“佐罗先生，早晨好。”我见了太多类似的神秘应聘者，我通常喜欢拿他们开个小玩笑，然后打发他们走人。我尤其不喜欢佐罗一类的模仿者，这倒不是由于佐罗高大帅酷而我是个瘦小的踮脚儿，事实上我对现实生活中高大威猛者越来越有一种嘲弄的感觉，我知道他们多数不如我这个瘦小抽象的踮脚儿，至少在智力上他们真是差太远了。罗一用大墨镜望着我，没有打伞，身上带着雨点，可以闻见她带来的秋雨阴冷的味道。罗一对于我的玩笑毫无反应，像没听见一样。我必须承认这是个无论智力还是体格都有力量的家伙。是的，不错，我一开始把罗一当成了一个类似施瓦辛格的家伙，甚至当她摘掉了墨镜我依然认为她是个男的，直到她慢慢摘下礼帽，露出齐刷刷的短发。
那时我刚刚重新装修了事务所，生意蒸蒸日上。换了低调考究的小铜牌，属于英派事务所风格。我添置了不少新设备，有些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如高倍镜头、针孔摄像、暗拍探头、微型窃听器。这些设备通过各种不合法的渠道都可以弄到。一切重新启动，我需要一名助手。我见过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许多人打扮得怪模怪样，就像罗一那样。他们根本不了解一个侦探应该是什么样儿。真正的侦探并不像电影中招摇过市的样子，形象也绝不高大，事实上一个侦探应该是那种在人群中让人过目就忘的人，没有个人特征。生活中的侦探就像我这样子，说不上难看，很难描述，再普通不过。当然我的踮脚儿不包括在内，不过就算这点引起人注意也不会使人想到我可能是大侦探福尔摩斯或者波罗。人们可能会同情地记住我是个踮脚儿，但不会记得我长得什么样儿，顶多也就是记住一个影子。我的助手当然也应该是这样。我想像中的助手是一个年轻、低调、平淡无奇的大学生，城市生活背景，喜欢克里斯蒂、西默农，至少希区柯克，如果还喜欢狄公、施公、包公那就更好，那样我会更多办一些古典主义风格或传统的通奸案。
应聘的人有一些是退役特种兵、民警、社区保安、体育健将、体工大队或武术学校的学员，我确实考虑过这些人，特别是退役警察或打算下海的警察，但最终放弃了。我不想与有任何官方背景的人发生关系，这当然使我的业务面很窄，而且缺少保护，但我坚持个人风格。我的工作不仅要赚钱，更主要的是还要安静，既介入又疏离。
“我做过侦探，抓获过我的丈夫。”
她居然有丈夫！她要真长得像佐罗也罢了，事实上她长得像高仓健——简直就是一个女高仓健。她的脸不平整，长，宽，并且有点绿（也有阴雨天植物玻璃反光的缘故），有喉结，神情庄严，以致有点吓人的神经质。我当时就想到她过去可能是运动员，而且显然服用过类固醇之类的兴奋剂，不然一个女的怎么跟男的似的，而且还这么绿。结果还真是。
她说她过去曾是链球运动健将，现在退役在体育总局工作，半年前辞去了工作。她一直暗中对付狡猾的丈夫，使用过各种手段，完全熟悉一个私人侦探的工作。
“就为抓你丈夫辞了职？”
“他很狡猾，我不能不辞职。”
“抓到什么了？”
“我丈夫，还有那个烂货。我一直跟踪他们，有半年时间，最后从阳台进去把他们赤条条按在床上。”
“没反抗？那时人是很急的。”我调侃道。
“没有，根本不可能，他和那婊子一丝不挂，已经非常疲惫。我提起他们，就像捆小鸡似的把他们捆起来。我早就侦察好了，有备而来。我用的是专业行军绳，这么粗（罗一夸张地比画），完全不可能逃脱。我把他们赤条条吊在两个对门的门框上，把他们用过的手纸塞在他们嘴里，塞得满满的。那可真是个荡妇，他们用了一地纸！我丈夫成了烂泥。我用护膝封住他们的嘴，让他们在两个房门之间面对面看着，看了3天，我再回到那所郊区的别墅时他们像死狗似的。”
“死了？！”我认真地问。
“跟死了差不多！”
“你丈夫做什么的？”
“健身俱乐部。”
“老板？”
“没我他狗屁都不是！”“现在他踏实了？”
“不踏实也得行啊，我最痛恨狼心狗肺的男人。”
“据我所知人大体都这样，很少不花心的。”
“女人就不是，都是你们男人。”
“我说的就是男人。”
罗一看了一下我的脚：“我相信您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个瘸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
“做我的助手？”
“是的。”
八
罗一辞职前就已开了3处健身房，是个连锁店，当然都是以她丈夫名义开的。我知道那个叫“长白丽人”的健身场所，在那儿蹲过目标。罗一不是北京人，成为运动员后才到了北京，参加过亚特兰大和悉尼奥运会，退役后留在了体育局。罗一是东北人，白城那一带的。她的丈夫也不是北京人，是个南方的小个子，潮州人，其貌不扬，脸总是洗不干净，用罗一的东北话说挺“碜”的。潮州人叫马光，本来是罗一的雇员，后来成了罗一的丈夫。潮州人大体都瘦小，有着南方生意人的精明。潮州鞋、潮州假货，潮州人的素质不高，给人印象不太好。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成为夫妻的，是压服、强迫，还是生意经？这一点罗一始终含糊其辞，更多是对丈夫的蔑视和仇恨。罗一说她是马光的恩人，她称马光为蚂蟥，她的一切都胜过丈夫——她怎么就不知道自己的样子有多吓人呢？
“你那儿是声色场所，也难怪他不老实。”我说。
“是健身场所！”罗一大声纠正我。
“对，健身，可你那儿美女如云，也不能让他一点儿都不沾呀？”
“净是二奶、小妖精，我就不许他沾！”
“你这不是让他着急吗？”
“我就是要考验他！”
“结果呢？”
“他再也不敢了。”
“你这么自信？”
“我雇了人，全天看着他，他知道我的厉害。”
“你可以自己开事务所，我看你可以。”
“我是打算开来着，可是我想到您这儿来，您是这行的专家。我不图挣钱，就是要抓尽天下负义的男人。”
“我这儿并不抓人。”
“我要揭露他们，让女人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法律能保护婚姻？”
“反正不能让男人逍遥。”
“我也是男人。”
“你是‘婚姻卫士’、‘二奶杀手’，我非常尊敬您！”
“我从没想过我的助手可能是个女人，我尽量避免女人。”
“这说明您正派。”
“不、不、不！”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罗一，毫不掩饰某种意味。
“看过远山的呼唤吗？”
尽管我毫不掩饰，但还是无法完全显出我想达到的某种轻佻的味道，以至想到那个著名的日本男人。
“什么？”罗一的脸微微涨红。
“远山的呼唤，还有追捕。”我说。
“您什么意思？”罗一的脸完全红了。从罗一的表情上看，显然她感到了某种侮辱，这说明说罗一像高仓健不是我的发明。
“我是说，我不一定正派。”我又回到轻佻上来。
这回轮到罗一打量我，同样毫不掩饰：“我正派就行了，就算您真的不正派我也用不着担心您——可以再加点水吗？”
罗一喝了一口我倒的茶，要求我再加一点。
我去饮水机加热水。我知道罗一不是为要茶，她想看一看我的“猫步”在一个真正的运动员看来我的行走的确就是猫步。
我不能说决定收下罗一是匆忙的，但从后来许多方面看，罗一做我的助手并不恰当。首先通常作为一个“生活在别人背后的人”自身不能引人注目，这一点我个人也不是很适当，但勉强可以做到。而当我与罗一并肩走在街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可以想像，一个高大威猛的女人和一个踮脚儿男人走在街上会是怎样的情景？就算我们一前一后保持一定距离，但也总有碰头的时候，总有一起走进咖啡店或快餐店共进晚餐或午餐的时候。我是个踮脚儿，这无需再强调，我是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轻微的踮脚儿实在算不上什么，甚至于你可以认为我走路太随意，或者说简直是傲慢的；但是同高大的罗一在一起，我的骄傲就变成了玩笑。
我是无法改变的，那么怎样装扮罗一呢？罗一开始不同意装扮自己。我们到街上走了一圈后，罗一同意了。罗一既然像男的索性就扮成男的。罗一剪掉本来就不长的运动员短发，留起了寸头。结果一成型我才突然发现不行，罗一这样上街估计会有人围着让签名，会让“寻找高仓健”的中年女性发疯。此外，罗一作为男的胸部太高了，我不能说罗一的胸部辽阔有如高原，我这样说未免有些随意，但罗一胸部隆起得的确惊人，你能想像一个丰满的杜丘先生吗？你能想像高仓健同时具有女人可怕的性感？
我建议罗一还是回到女人。
我的事务所有个化装间，里面有各式行头，西服、夹克、风衣、披肩、婚纱、数不清的假发、胡子、墨镜。罗一试了各种装束让我看。女人试衣的那种天性的兴奋我算见识了，即便像罗一这种女人，居然也搔首弄姿转动身体。每一次我都摇头，每次的失望都比上一次更强烈。事实上罗一既无法成为女人，也与男人迥异。罗一戴了头套，两条乌黑垂肩的粗辫子，涂了鲜艳如火的口红，施了粉底，描了眼圈儿，但怎么看怎么像印第安人了。想让罗一不引人注目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从未恐惧过任何女人，但我现在恐惧罗一。“不，不，”我说“罗一，这样不行，不行。”我要求罗一重新回到男人的装扮，但罗一坚决不再改，罗一认定了自己的美容效果与罕见的身段，她竟然又穿了旗袍。我说：“坚决不行，你这样太恐怖了。”但是罗一发现了自己的美，而且不惜承认这是一种恐怖的美，无论我再说什么罗一也不再改变，罗一认定了几乎具有爆炸效果的旗袍。
罗一定型的当晚，我喝了不少酒，但是酒也不能让我挥去罗一恐怖爆炸的样子。我无法睡眠，旧病复发，夜晚来到了一家高档声色场所——人间天上。我很久没光顾这里了。我知道这里有一些青春姣好的尤物，这些尤物美仑美奂，素质很高，通常可以按客人的要求打扮，比如学生装、护士装、模特装、女兵装、新娘装，然后再一件件脱掉。她们价格昂贵，有些真的是服装模特、舞蹈演员，她们冰清玉洁，吐气如兰。那天我要了两个女孩陪我，我饱尝秀色，挥金如土。一连3个晚上我光顾人间天上，直到筋疲力尽才差不多消除了对罗一的恐惧。我不担心钱，不是钱的问题。第二个晚上，我甚至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这使我花了更多的钱，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罗一带给我的毁灭性的恐惧。我有一年没到过这类场所了，我是说自从我的下体长了可疑的丘疹和硬疖之后。那段时间我自己治疗，调试化学试剂，涂抹，自我注射，没求医问药。近半年时间我才成功地修复了自己，然而罗一使我重访人间天上。
九
记者：绿化这些荒山得花多少钱？
简：一期300多万，包括买这8座荒山的钱。
记者：国有土地不是不能买卖？
简：严格地说不能说是买的，是租赁，租期70年，我还能活70年吗？实际就是买了。我把它视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山，我亲自参加各种劳动，从种树到浇水，到开塘、修路，你知道劳动会使人多美丽？几年下来我有了健康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淌出汗水的头发都是草木的芳香。我能闻到自己身上大自然的气味，当太阳能的热水含着午后的阳光流到你身上，进入你的身体，你真的会有一种想亲吻自己的冲动，你感到从未有过的来自大自然的高潮，那是任何男人所不能给予的。
记者：呵，大自然的高潮。说得太棒了！我要洗你的太阳能，你的话是诗人都说不出的！
简：那你得劳动，出汗，回到简单。
记者：我愿意简单。
简：我以为这样也就满足了，可我在商海毕竟浸润了许多年，不由自主就关心起可怜的城里人。我的土地没有任何农药，是百年来最自然的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荒凉但并不贫瘠。我种的菜、养的鸡、产的蛋，朋友们都说好吃，和城里的不一样；我养的牛挤的奶，朋友们说有一种古老的芳香。朋友的朋友带着朋友来了，带着家属来了，甚至带着团队来了，他们如饥似渴，像掠夺一样把我供一己之用的物产席卷一空。你没办法，城里人都疯了，我不能不考虑规模操作，开放我的庄园和私人山谷。这方面其实国外早就这么做了，我到过英国人的庄园，英国人的庄园在周末假日都接待城里人，让城里人享受绿色食品。他们的庄园经济很发达。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庄园经济起步晚，但是发展很快。我曾做过一项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仅有200家生态庄园（所谓庄园经济就是指以生物链互抑及互益为构架的绿色经济，不含任何化肥农药），但仅仅不到10年间，到20世纪末，美国的生态庄园已发展到4000多家。比起他们，让我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庄园经济都是选择良好的生态资源，利用良好的自然条件投资“假日经济”获得丰厚的回报。而我选择的是人类弃置的荒山，先绿化荒山，改善了“自然颓态环境”再进行生态庄园建设。
记者：所以你才获得了国际“蓝星环保奖”他们没获得。
简：那个奖给了我50万美元，挺多吧。
记者：当然，是你应得的。
简：也是歪打正着，我没想再做商人，本想做点公益事业，也给自己找个“家”；结果倒好，又做了商人，还得了奖。
记者：这叫善有善报。你虽是商人但是绿色商人，所以上帝一定要奖掖你这样的商人。
简：是吗？也许也要惩罚我吧。
记者：为什么？
简：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比如上帝。
记者：你不信他，可他信你呀。你刚才提到“自然颓态环境”这个提法很新鲜，我只听说过生态环境没听说过“颓态环境”
简：这是我发明的词，我还专门为这个词写过一篇论文。现在国内环保专家还不认可这个词，我不管他们认可不认可，我是从实践中体会到的。我刚才说过，100年前这里砍光了树，40年前拔光了草，泉水干涸，山体风化严重，变得像月亮一样荒凉。青山被人们利用过了，就抛弃在那里，你还能称这里为生态环境吗？不过你要说它是“死态环境”也过分了。它还能够复生，所以它的真实状态应叫做“颓态环境”“颓态”表明既可以继续恶化下去，也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它提示着人类的可能性。没有林木的荒山对大动物来说，无法满足生存需求，是死态的；可是对禽类来说，山草在合理负载的条件下就是生态的；荒山较之森林是颓态的，可较之都市的水泥建筑和柏油路又是生态的，重要的是人做什么，怎么做。
记者：你的观点充满了辩证，你大学读的是哲学还是经济？
简：我没上过大学。
记者：真的？可是你一定读了很多书。
简：读过一些。你读过寂静的春天吗？
记者：读过！我觉得你很像蕾切尔卡逊！
十
我告诉了罗一我最近一掷千金，夜夜宿娼。我是故意的。罗一不相信我的话，以为我说笑。我向罗一详细描述了人间天上的情景，我说得具体而平静，就好像讲到某家特色餐馆。罗一首先被我的平静震惊，其次她对人间天上闻所未闻，她不知道竟然还有人间天上这样的性场所，她开健身房，知道发廊、洗浴中心、洗脚屋有小姐，但从没想到居然还有一个人间天上这样的场所。我甚至于觉得某一刻她好像不是听一个色情故事，而是在听一个发生在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的故事。但很快她从一个神往的神情转换为一种恍有所悟的严肃。罗一对男人寻花问柳一向瞧不起并咬牙切齿，但是对我显然是犹豫的。
我问罗一：“还在我这里干吗？”
罗一不说话，鲜艳如漆的口红好像在脱落，茫然无措的目光流露出我预料之中的呆滞表情。我喜欢她这副蠢样子，不再感到威胁，事实上直到这会儿我才觉得真正战胜了罗一。当然了，我也不是无懈可击，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特别是罗一的目光再次渐渐落到我稍稍有点变形的左脚上，她的神色慢慢缓解下来，甚至还微笑着对我说：“你讲这些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开始对罗一进行简单的技能培训，尽可能地不靠近她，她浑身紧绷的张力仍让我感到混乱。那时秋雨淅淅沥沥，天光晦暗，白天屋里仍要开着灯。我说过我们与严格意义上的侦探不同，严格意义上的侦探需要进专门学校学习，有一系列专业课程和技能训练，这对我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对于跟踪个把第三者、偷情男人我们没必要小题大做。就算我们练就一身本事也不可能拥有权力机关刑侦的权限。我们只能是私人侦探，甚至尚不敢称自己是私人侦探，我们只能以民事调查掩盖小偷小摸的偷窥行为。就算如此，我们仍是不合法的，仍然要面对一次次罚款、整顿乃至取缔。我们这行人模糊地在狭小的范围内生存，悄悄接受怨妇的委托。这不是我从业的初衷，更不是我的理想。如果可能，如果取得合法性，如果允许私人在各领域独立调查，比如凶杀、黑幕、丑闻、黑社会、腐败，我完全有条件成为最出色的侦探。这些罗一从没想过，事实上罗一并没有对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侦探感兴趣，罗一只有对男人的仇恨。罗一不知道什么是女权主义，但她却是地道的原教旨女权主义者。
我教罗一怎样使用纽扣窃听器、针孔摄像、暗拍探头、无线连接，怎样调适显示器，怎样遥控，这花费了很多时间。罗一扔链球没的说，在击剑和跆拳道方面也有一套，做过陪练，不过在高科技上罗一真是笨得出奇，她的愚钝显示出本能地拒绝精密仪器、高科技工具。罗一对外语一窍不通，记不住英文按键，得反复告诉她这是开那是关，如何控制。
“什么时候我也想到人间天上看看。”罗一说。
“你去干吗？那是男人的场所。”
“我想看看那些小姐。”
“你不是想吃了她们吧？”
罗一把探头对准了我：“我想嫖她们，嫖死她们。”
“你怎么嫖呀！真是傻话，你恨她们没有用，还是恨男人吧。”
“只要花钱不就行吗，管我是男的女的。”
“那里不会接待你，除非我们俩一起去。”
“呸！”罗一啐道“我可以使用电动阳jù！”
“可你对付的还是女人，除非——”
“”“除非你开房待客。”
我大笑，疯狂地笑。我几乎想像到某种罗一接客的情景，我敢保证那情景会让所有寻花问柳的男人回心转意。想想吧，一个打开房间的小男人，面对一个浓妆艳抹高仓健式的女人，想想吧。
“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罗一非常严肃。
“罗一，”我问“你只有过你丈夫吗？”我不能想像罗一还有别的男人。
“当然！”罗一受到侮辱似地叫道。
“可你刚才提到工具。”
“什么工具？”
“电动阳jù，你显然用过。”
“我没有！”罗一面红耳赤“你怎么能这样侮辱我！”
“用工具也没什么，很正常。”
“我没有！”
“工具挺好的，想谁是谁。”
“我不跟你说话了，我发誓再不跟你多说一句话！”
的确，此后无论我再说什么罗一都不再说话，只专心地摆弄仪器。我讲充气仿真人，讲仿真人的感觉，讲想订做谁就可以订做谁，比如订做成梦露、波姬小丝或宫泽理慧，都行。
“你是个魔鬼，”罗一终于忍无可忍“你赶快找个女人结婚吧！”罗一扔下窃听器，冲出了房间。
我想罗一也许不会回来了，这也是我潜在的目的。
罗一走了我不会留恋。某种程度上我安静的工作已被打破，我想我还是一个人比较好，我和任何人都不能合作。我不是魔鬼，不过与人合作就难说了。但就在我刚刚产生希望还不到20分钟时，罗一又从外面回来了。我闻到了我一向厌恶的烟草味。罗一是到外面抽烟去了。
我有一种大失所望、深深厌恶的感觉，因此毫不客气地对罗一说：“你抽烟去了？”
罗一脸色铁青，一声不吭。
“我这人一向不喜欢烟，讨厌身上有烟味的任何人！”
罗一掏出烟盒恶狠狠扔到地上。
“请扔到外面垃圾道去。”我烦躁地说。
罗一踢了一脚烟盒，捡起来，冲出门去，门关得很响。
我认为我们的合作真的结束了。但到晚上，我的手机响了。罗一打来的，罗一问我在哪儿，是否还回事务所。我说在人间天上，罗一说她在事务所。我说，你现在应该待在你丈夫身边。罗一罕见的温柔地说，你别这样放纵自己，这样真的不好。她不温柔还好，一温柔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说，你少废话，关了手机。
第二天刚一开机，我就收到罗一的一条短信：
“你应该有好的生活。”
十一
罗一做了最大的忍让，不再描眼圈、涂口红，脱下了旗袍，摘掉了印第安人的大粗辫子，完全照我说的办了。罗一再次变成一个高大的男人，皮夹克、板寸、灰调风衣、打领带。胸脯没办法，高就高吧，把腹部垫一垫，也只好如此了。罗一告诉我她戒了烟。我们走在街上，尽管仍不伦不类，但总比罗一作为一个女人好点。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跟踪，拍照，拿到证据交给事主。“目标”是活动的，跟踪需要敏捷的身手，更需要好眼力。罗一眼力不错，并且身高马大，这方面每每让我赞叹。有人说女人是天然的侦探，我过去不信，但罗一让我信了。罗一有过跟踪潮州小丈夫的经历，在跟踪技巧上几乎没让我费什么口舌。在复杂的地形环境，比如超市、展销会、有观光电梯的商厦，罗一对“目标”的分辨率甚至于高过我这个老手。即使在一些大厦外侧的透明升降电梯里，在电梯正处于30米高空的疾速下降途中，罗一也能像鹰一样一眼认出“目标”就在电梯里。我后来送给了罗一一个绰号：“电眼”那是我们一起办的第三个案子“目标”是个真正的瘸子，一看就是左腿装了假肢，不过走起路来倒是虎虎有生气。瘸子个子不高，是个忙忙叨叨的小老板。小老板从商业大厦出来，速度很快，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的夏利一路超车，跟上了“目标”出租车上了二环之后我们长出了口气。二环没红绿灯，是盯车最好的线路。出租车行驶了大约5公里上了立交桥，进入劲松路段，直奔三环。我让罗一记下车号以及公司所属名称，罗一掏出小本子记让我觉得有些可笑，我告诉罗一作为一个侦探必须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哪儿还要掏小本子。我嘲笑了罗一。罗一说她记的只是车号，她从小就对数字有恐惧症，越怕记不住就越出错，最后脑袋一片空白。
我们与出租车咬得很紧，但是上桥转弯时拉开了一点距离，好不容易追上，路口红灯亮了，通常我会冲过去，但正好路口有警察指挥，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只好停下来，眼看着“目标”消失在车流里。“目标”暂时消失了，罗一眼力再好也无法看到没有的事物。我们追，一路超车，到了三环路桥下无法判断目标向左还是向右去了，二者只得选择其一。最后我们决定向右。我们上了三环路，在三环路上又追了一会，一直不见那辆出租车的踪影，只好停在三环辅路上。罗一把矿泉水递给我，并且打开了盖儿。这是个细小的动作安慰，作为女助手恰到好处。无论如何罗一还是女的，罗一挺好的，我想。我让罗一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告诉罗一怎么说：就说我们是乘客，东西落在车里，希望提供司机的联系方式。罗一拨通了电话，车号说错了，我一个号一个号提示，罗一重复——罗一对数字记忆真是糟糕透了。
我们从公司得到了出租司机的手机号，罗一报告完手机号问我记下没有，她因为担心自己也习惯性地担心别人。
我拨通了司机的手机，司机说刚刚放下客人，在松榆里小区。
司机说完有些后悔，显然想起应该讨价还价：“靠，我真他妈的蠢！”司机挂了电话。我又拨通了司机的手机，告诉他可以再到松榆里，我这里有300元的酬谢。司机不相信，认为我骗他，我说你不过来也行，我会寄到你公司里，这是你应得的。“你真要寄？”罗一问我。“当然，”我说“我从不在这上面失信。”
我们到了松榆里小区。松榆里是我比较熟悉的小区，它坐落在北京东南角，三环以外，相对偏僻，虽不是高档住宅区，但很安静，是北京的“二奶”高发区，我在这里办过不下六七个案子。
我们不知道“目标”具体在哪个楼，不过会弄清楚的，什么也难不倒我们。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只能是餐厅，一来这是“目标”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二来我们也饿了。小区共有两家餐厅，一家是火锅店，一家是风味餐厅。“如果你和情人到这里会去哪一家儿？”我问罗一。罗一说想像不出，她没这方面体验。
“那么，”我说“比如我们两个人，我们是情人，你是想去火锅店还是风味餐厅？”
“火锅店。”罗一毫不客气地说。
“难道你不想我们该找个有情调的地方？”
“不！”罗一坚决地说，绝不搭情人这根弦。
我们去了火锅店。火锅店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罗一不吃羊肉，对牛肉也没胃口，只想吃豆腐青菜之类。我要了牛肉、羊肉、肚丝、猪血、鸭肠，罗一大声制止了我：“你要吃多少？”我告诉罗一，我们可能会在这儿待很长时间，甚至会到半夜。我看出罗一实际上反对到这里，她根本不想吃什么火锅。她只是为了“情调”那句话才选择了火锅店。我大吃特吃，还要了一小瓶白酒，把自己弄得酒气熏天。罗一情绪低落，显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来她说的火锅店，她本来是在说反话。
罗一一口东西不吃，只喝茶。
“行了，既来之则安之，吃吧。”我幸灾乐祸地说。
“他们会到这鬼地方？”
“你说要来这儿的。”
“我说你就听我的？”
“我看这儿挺好。”
左近划拳之声阵阵袭来，大呼小叫。
“我请你到风味餐厅。”罗一说。
“那这儿的菜怎么办？”
“我来付钱。”
“不，我不会糟蹋东西。”
“你可以打包带走。”
“也说不定他们会来这儿。”我晃晃酒杯，故意气罗一。
“那我去风味餐厅！”罗一大叫一声。
“不，你留下，我去，我们应该分头各守一个餐厅。”
“为什么我留这儿？我讨厌这儿！”
“这是工作。同志，我们不是情人，甚至连比方也不能，那就只能是工作。”
“你走吧！”罗一恶狠狠地叫道。
“不着急。”我说，我慢慢酌着酒，涮热气腾腾的肉。
“你这人真怪。”罗一幽怨地说。
“是吗，我怪吗？那你得适应。”
十二
我们到了风味餐厅，也许“目标”已吃过饭，但我们还是来到这里。餐厅雅静，客人寥寥，已是晚上9点。罗一拿菜谱看了一会儿，无精打采，勉强点了一凉一热，征询我的意见。我没意见，我酒足饭饱。罗一要了一瓶啤酒，给我也倒了一杯。我们没什么话，坐在这里几乎是一种无谓。无谓也得坐在这里，这就是侦探的生活。过去我一个人的时候谈不上无精打采，甚至于谈不上无聊，侦探不能有无聊，侦探凭的就是一种信念。但两个人就有些不同了，两个人既不能独自想心事，又得照顾对方，或总得聊点什么。假如两个人再不融洽，几乎就是一种受罪。罗一坐立不安，喝啤酒，无话，也不看我。罗一显然比我更不适应这种局面。
差不多快11点了，罗一提议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一般这时我也可能就走了，而今天我要训练一下罗一。
“那要到几点呀？今天他们肯定不会再下来了。”罗一特别强调了一个“再”字，显然包含无奈的责怪。
“起码要到夜里两点。”我说。
“这有什么意义？”
“没意义。”
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小时，我觉得可以了，让罗一先走。
“我要待到那个时候。”我说。
“也许他们根本不会下来吃饭。”
“有可能。”
罗一不好意思走：“我可以抽支烟吗？”
“你还是回家抽吧，走吧。”
又过了一会儿，罗一嘟囔道：“一个瘸子也不老实，这是什么世道！”
“你说谁呢？”我正色道。
“哦，不不，对不起。我忘了，你怎么是呢？”
“瘸子就不能有情人？”
“什么情人，就是有了钱烧的！”
“如果一个正常人这样做都不对，那么瘸子就更不对，是吗？”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世道。”
“瘸子找女人更坏？”
“你——我没法跟你说话！”
“因为你说到了瘸子，我小学中学人们都叫我瘸子。”
“可我一点也不觉得你是瘸子，我说的是真话。”
“你认为我是也无所谓。”
“我确实不认为你是！”“那我是什么？”
“你就是有点怪，你很聪明，我真的很佩服你。”
“我还是希望人们把我看做是瘸子。”
“你只是有那么一点点，你真的别太在意。你瞧我，不漂亮，你还说我很恐怖，可我活得很自信。”
“你又批判我。”
“哦，对不起，我忘了，我今天怎么了？”
“没关系，反正也没事，闲聊吧。”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正常生活。”
“你认为你的生活正常吗？”
谈话到这里停住了，罗一显然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我接着说：“我只想谈论具体事情，比如瘸子。瘸子到底能不能有情人，瘸子有情人这世道是否会更坏？而你要跟我谈论生活，生活是能谈论的吗？比如你的生活。”
“我不是关心你吗？”
“关心是名义，它显示出对被关心人的优越，这优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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