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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去跟王朔有关。
四月下旬，有一天，我们文学部忽然来了一个奇怪的任务，让我和一位老编辑带领四个来厂实习的大学生到厂资料室翻文学杂志，说是要给张艺谋提供小说线索，张艺谋需要一个城市题材的线索，最好是写青年人的，六月份必须有头绪。
在八十年代，有什么事情比得上为张艺谋打工更让一个电影人感到无上荣光的呢？至于精英们是什么看法，我们毫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人民，伟大领袖说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让学院派见他娘的鬼去吧！张艺谋就是我们的英雄，他是电影的大救星，呼儿咳哟。有了票房，我们全厂都有救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我当年的一位小朋友。小朋友姓韦，因热爱文学，自己取了个奇怪的笔名叫小虫。
小虫认识我的时候还在南宁三中上学，三中是南宁最好的中学，升学率达到98.7％，小虫很顺利就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放寒假的时候小虫从上海回来，到图书馆宿舍找我玩，话不出三句就聊到了张艺谋。
张艺谋的名字像一种奇妙的催化剂，使小虫茶黄色的脸上泛起了一层好看的红色，她的眼睛闪着光，闪着光的眼睛说，张艺谋，我们真是太崇拜他了，我们经常在寝室里谈论他。她想要说出一些谈论的内容，但它们梗在她的喉咙里，一半由于激动，一半由于难以启齿（她们觉得张艺谋特别具有男性魅力，他紧皱着的眉头、刀削般的脸，无一不是魅力的来源，与此同时，她们莫名地嫉妒巩俐）。忽然，她像跟我吵架似的说：张艺谋一点都不土！
这话使我一愣，为了表示我跟她完全一致，我说：土与不土的说法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
小虫觉得此话特别解气，连说：就是就是。她们寝室有一个北京女孩，家住航天部大院，平日十分骄傲，见她们热衷谈论张艺谋，就说：张艺谋最土了，老农民一个。小虫她们认为，北京女孩不但侮辱了张艺谋，还侮辱了她们全体，众女生像被捅了马蜂窝的马蜂，你一口我一口，把北京女孩蛰得遍体起火，最后只好说巩俐比张艺谋还土才平了民愤。
见小虫意犹未尽，我就告诉她，这张艺谋是我们厂的人，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我都在财务室看见他的工资袋。小虫立即跳了起来，她紧张地盯着我，好像我在顷刻间变成了一个骗子。张艺谋是一个神话，他应该出现在法国的嘎纳、德国的柏林，以及被嘎纳和柏林的折光变得无比遥远的黄土高原（虽然这黄土地就在陕北，但它在我们的印象中却不是在中国），他怎么可能在平庸的广西呢，而且还有一个工资袋。
等小虫觉悟到张艺谋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话的时候，她再次跳了起来，好象听见了晴天霹雳，她像电影里一名面对行刑队的共产党人，用下地狱的决心说道：我一定要见到张艺谋。
从此，小虫差三隔四，就要从她家所在的衡阳路骑车来到我们厂，她先顺着围墙，从大门到后门之间来回张望，然后又假托找文学部的林蛛蛛，进入了厂内，她骑着车在厂办公大楼、摄影棚、宣发科、道具车间、图书室等处倘佯，在荒草环绕的摄影棚，小虫也像我当年那样，扒着门缝朝里看，蜘蛛丛生灰尘弥漫的荒凉景象使小虫感到无比失望。她又无师自通找到了通往宿舍区的边门，在千篇一律的楼房之间，小虫仰着头，在一家又一家的阳台上仔细辨认张艺谋照片上出现过的衣服。她走过幼儿园和饭堂，来到家属区的露天放映场，一排排水泥台阶在冬天的阳光下空荡荡地凸起，有几只麻雀停在上面。难道张艺谋会在如此简陋的放映场上看电影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小虫回到家，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她，张艺谋长年在外面拍片，很少回厂，像我这样住在厂外的人也没见过他，不过凡住在厂里的人都见过他。于是小虫坚决要求，万一我看到张艺谋出现在厂里，立即就给她打电话，她把她父母工作单位的电话都留给了我。结果是，整整一个寒假过去，我和小虫都没有见到张艺谋。
想到小虫对张艺谋的热爱，我感到自己的工作甚有意义。
我带领四个大学生杀到厂图书室，把收获花城钟山当代十月中国作家人民文学作家青年文学统统搬出来，桌子椅子顿时一片狼藉。我心想，如此恶读，哪里还能见到天日，不如我到北京找王朔，王朔愿给就给一个，不愿给就得死了心。
立即就自告奋勇。主任听了大喜。
吾厂地处偏远，女编辑一个比一个胆小，一个比一个怕累，既怕坏人，又怕名人，既怕坐火车，又怕找不着地方住，怕举目无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最后还怕无功而返遭人耻笑。有一年，厂里让一位女编辑到北京观摩外国电影，这本是一件好事，不料她回来后却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北京了。大家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因为北京太大，从住地到电影院，要坐半个小时公共汽车，害得她起早摸黑，辛苦异常。现在出了一个初生牛犊，不知道怕老虎，一开口竟说要去找王朔组稿，主任立即批准，当天就让她就去财务室领一笔钱买票，还让她中午到家里吃饭，好好商量去京组稿的事。
说王朔是老虎一点都不夸张，王朔虽然不像张艺谋那样得到全球瞩目的国际奖，但他深受广大青年的爱戴，同时也深受电影界的爱戴，那一年正是"王朔年"，王朔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已成燎原之势，我是流氓我怕谁（这话说得多痛快啊，无奈的小人物口念此语，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多少年以后，它还是一句优美的诗），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有多少混沌中的青春热血，受到王朔语录的召唤，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领袖的语录在我们的心中还历历在目，王朔的语录就已长驱直入，它们混淆在一起，使我们的热血像开水一样沸腾，像火焰一样招展。
直到1992年，当时我已到文化报当记者，应邀到港澳中心参加香港作家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研讨会，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来了各路精英，以及一些平日很难见到的人物。我的身边坐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她伸长脖子不停地四处张望，面露焦灼之色。会议开始之后，她终于忍不住了，她先是问我看到王朔没有，我说王朔不会来的，他怎么会来呢？女孩万分不解，她揪着我问：为什么王朔不来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像王朔不来是由于我的阻挠。她跟我论理道：听说作家都要来，为什么王朔不来？她说着说着就有点想哭了，她带着哭腔说：我是听说王朔会来我才从海淀赶来的，我连早饭都没吃，跟学校都没请假。他们骗人。说完女孩便万分委屈地走了。
此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由此我觉得自己在八十年代实在算得上是胆大妄为，对于我等凡夫俗女来说，胆大妄为不是去炸白宫，剌杀克林顿，而是胆敢只身一人到人地两生的北京组王朔的本子。记得当时我口放狂言，全身感到十分畅快，但主任刚一同意，我立即又感到心虚，万一找不到王朔怎么办？万一组不回来稿子怎么办？而且根本不是什么万一，而是完全可能的。坐在主任家里，吃着他的炒米粉，我心里一阵阵发虚。
好在主任十分开明，他说：你去吧，组不成王朔的就组别人的，其他题材也可以。
于是，四月里的最后一天，我乘坐南宁直达北京的五次特快来到北京。
走进一条灰色的胡同，头顶是北方的榆树和槐树，树杈之上是蓝色透明的天空，我十分喜欢这样的天空，我一边走一边仰头看，心里想道：多美啊，北京。我微笑着，有一种透明的东西从我心里和外面的空气间来回穿梭，发出圆号般纯金的声音，嘹亮而遥远，它们来自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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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去跟王朔有关。
四月下旬，有一天，我们文学部忽然来了一个奇怪的任务，让我和一位老编辑带领四个来厂实习的大学生到厂资料室翻文学杂志，说是要给张艺谋提供小说线索，张艺谋需要一个城市题材的线索，最好是写青年人的，六月份必须有头绪。
在八十年代，有什么事情比得上为张艺谋打工更让一个电影人感到无上荣光的呢？至于精英们是什么看法，我们毫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人民，伟大领袖说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让学院派见他娘的鬼去吧！张艺谋就是我们的英雄，他是电影的大救星，呼儿咳哟。有了票房，我们全厂都有救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我当年的一位小朋友。小朋友姓韦，因热爱文学，自己取了个奇怪的笔名叫小虫。
小虫认识我的时候还在南宁三中上学，三中是南宁最好的中学，升学率达到98.7％，小虫很顺利就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放寒假的时候小虫从上海回来，到图书馆宿舍找我玩，话不出三句就聊到了张艺谋。
张艺谋的名字像一种奇妙的催化剂，使小虫茶黄色的脸上泛起了一层好看的红色，她的眼睛闪着光，闪着光的眼睛说，张艺谋，我们真是太崇拜他了，我们经常在寝室里谈论他。她想要说出一些谈论的内容，但它们梗在她的喉咙里，一半由于激动，一半由于难以启齿（她们觉得张艺谋特别具有男性魅力，他紧皱着的眉头、刀削般的脸，无一不是魅力的来源，与此同时，她们莫名地嫉妒巩俐）。忽然，她像跟我吵架似的说：张艺谋一点都不土！
这话使我一愣，为了表示我跟她完全一致，我说：土与不土的说法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
小虫觉得此话特别解气，连说：就是就是。她们寝室有一个北京女孩，家住航天部大院，平日十分骄傲，见她们热衷谈论张艺谋，就说：张艺谋最土了，老农民一个。小虫她们认为，北京女孩不但侮辱了张艺谋，还侮辱了她们全体，众女生像被捅了马蜂窝的马蜂，你一口我一口，把北京女孩蛰得遍体起火，最后只好说巩俐比张艺谋还土才平了民愤。
见小虫意犹未尽，我就告诉她，这张艺谋是我们厂的人，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我都在财务室看见他的工资袋。小虫立即跳了起来，她紧张地盯着我，好像我在顷刻间变成了一个骗子。张艺谋是一个神话，他应该出现在法国的嘎纳、德国的柏林，以及被嘎纳和柏林的折光变得无比遥远的黄土高原（虽然这黄土地就在陕北，但它在我们的印象中却不是在中国），他怎么可能在平庸的广西呢，而且还有一个工资袋。
等小虫觉悟到张艺谋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话的时候，她再次跳了起来，好象听见了晴天霹雳，她像电影里一名面对行刑队的共产党人，用下地狱的决心说道：我一定要见到张艺谋。
从此，小虫差三隔四，就要从她家所在的衡阳路骑车来到我们厂，她先顺着围墙，从大门到后门之间来回张望，然后又假托找文学部的林蛛蛛，进入了厂内，她骑着车在厂办公大楼、摄影棚、宣发科、道具车间、图书室等处倘佯，在荒草环绕的摄影棚，小虫也像我当年那样，扒着门缝朝里看，蜘蛛丛生灰尘弥漫的荒凉景象使小虫感到无比失望。她又无师自通找到了通往宿舍区的边门，在千篇一律的楼房之间，小虫仰着头，在一家又一家的阳台上仔细辨认张艺谋照片上出现过的衣服。她走过幼儿园和饭堂，来到家属区的露天放映场，一排排水泥台阶在冬天的阳光下空荡荡地凸起，有几只麻雀停在上面。难道张艺谋会在如此简陋的放映场上看电影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小虫回到家，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她，张艺谋长年在外面拍片，很少回厂，像我这样住在厂外的人也没见过他，不过凡住在厂里的人都见过他。于是小虫坚决要求，万一我看到张艺谋出现在厂里，立即就给她打电话，她把她父母工作单位的电话都留给了我。结果是，整整一个寒假过去，我和小虫都没有见到张艺谋。
想到小虫对张艺谋的热爱，我感到自己的工作甚有意义。
我带领四个大学生杀到厂图书室，把收获花城钟山当代十月中国作家人民文学作家青年文学统统搬出来，桌子椅子顿时一片狼藉。我心想，如此恶读，哪里还能见到天日，不如我到北京找王朔，王朔愿给就给一个，不愿给就得死了心。
立即就自告奋勇。主任听了大喜。
吾厂地处偏远，女编辑一个比一个胆小，一个比一个怕累，既怕坏人，又怕名人，既怕坐火车，又怕找不着地方住，怕举目无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最后还怕无功而返遭人耻笑。有一年，厂里让一位女编辑到北京观摩外国电影，这本是一件好事，不料她回来后却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北京了。大家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因为北京太大，从住地到电影院，要坐半个小时公共汽车，害得她起早摸黑，辛苦异常。现在出了一个初生牛犊，不知道怕老虎，一开口竟说要去找王朔组稿，主任立即批准，当天就让她就去财务室领一笔钱买票，还让她中午到家里吃饭，好好商量去京组稿的事。
说王朔是老虎一点都不夸张，王朔虽然不像张艺谋那样得到全球瞩目的国际奖，但他深受广大青年的爱戴，同时也深受电影界的爱戴，那一年正是"王朔年"，王朔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已成燎原之势，我是流氓我怕谁（这话说得多痛快啊，无奈的小人物口念此语，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多少年以后，它还是一句优美的诗），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有多少混沌中的青春热血，受到王朔语录的召唤，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领袖的语录在我们的心中还历历在目，王朔的语录就已长驱直入，它们混淆在一起，使我们的热血像开水一样沸腾，像火焰一样招展。
直到1992年，当时我已到文化报当记者，应邀到港澳中心参加香港作家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研讨会，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来了各路精英，以及一些平日很难见到的人物。我的身边坐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她伸长脖子不停地四处张望，面露焦灼之色。会议开始之后，她终于忍不住了，她先是问我看到王朔没有，我说王朔不会来的，他怎么会来呢？女孩万分不解，她揪着我问：为什么王朔不来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像王朔不来是由于我的阻挠。她跟我论理道：听说作家都要来，为什么王朔不来？她说着说着就有点想哭了，她带着哭腔说：我是听说王朔会来我才从海淀赶来的，我连早饭都没吃，跟学校都没请假。他们骗人。说完女孩便万分委屈地走了。
此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由此我觉得自己在八十年代实在算得上是胆大妄为，对于我等凡夫俗女来说，胆大妄为不是去炸白宫，剌杀克林顿，而是胆敢只身一人到人地两生的北京组王朔的本子。记得当时我口放狂言，全身感到十分畅快，但主任刚一同意，我立即又感到心虚，万一找不到王朔怎么办？万一组不回来稿子怎么办？而且根本不是什么万一，而是完全可能的。坐在主任家里，吃着他的炒米粉，我心里一阵阵发虚。
好在主任十分开明，他说：你去吧，组不成王朔的就组别人的，其他题材也可以。
于是，四月里的最后一天，我乘坐南宁直达北京的五次特快来到北京。
走进一条灰色的胡同，头顶是北方的榆树和槐树，树杈之上是蓝色透明的天空，我十分喜欢这样的天空，我一边走一边仰头看，心里想道：多美啊，北京。我微笑着，有一种透明的东西从我心里和外面的空气间来回穿梭，发出圆号般纯金的声音，嘹亮而遥远，它们来自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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