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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文学 www.59wx.cc,有只鸽子叫红唇儿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正凡的话

    我父亲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我妹妹才两岁,就靠我母亲一个人做工养我们兄妹俩,还要再供我上五年大学,我不忍心。我对我母亲说,将来让小妹妹上大学吧,我工作供她上学,一家子有一个大学生还不就够了。她怪我不求上进。我能忍心她白天厂子里干了一天活回来又为我们的生活操劳?我和妹妹俩的衣服、鞋子全是她做的,家里花一分钱都得算计着。我上中学的时候,没买过一张电影票。寒暑假里的学生场,五分钱一张票,我都不向她要钱。我上高中的书本费全是我偷偷去做小工、捡破烂挣来的钱。学校里对我还是比较照顾的,学费全免。有时候,图书馆整理图书,班主任老师叫我去帮忙,学校里给点补贴。不是我不爱看电影,我是怕看上了瘾就老想看。后来是公鸡发现了,他就替我买过好几次票。那一次上制图课,老师把我叫起来,问我为什么总不用制图纸做作业,我怎么说呢?他态度也不好,说再不按哥斯特(“规格”的俄文叫哥斯特)的作业,今后他一律不改。我就顶了他一句,只要图画得合符规格,你管我用什么纸呢?是他先火了,说不想上制图课的可以出去!我就出去了,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坐了一节课。后来,你串通了公鸡,给我买了制图纸、鸭嘴笔,怕我不肯收,偷偷塞进我的书包里。你们不是公子哥儿,也就那两个零花钱,还不是自己省下来的。我发现你们塞在我书包里的那卷制图纸、鸭嘴笔和一张小纸条子。纸条子上写了几个字:“请你一定收下,我们佩服你刻苦求学的精神。”你们当时没留下名字,可我认得你的笔迹。我很感动,我从来不向人诉穷的,也不要人施舍,我跑到图书馆楼下的拐角里哭了一场。你们是难以理解这种心情的。我现在就可以挣钱了,我需要工作!

    叙述者的话

    快快头一次发现人生还有这样的悲哀。他父亲是一位民主人士,有相当高的地位,家庭经济条件也好,他从来也没有感到短缺过什么。听到自己的同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竟然做出这种牺牲,放弃自己的前途,还要蒙受落榜的耻辱,他非常难过。眼前,正凡却清醒地等待着这种不幸。如果替一个同学仅仅是买个鸭嘴笔,或是交付一些书本费,快快可以向父母要,他们也会给他的。但是,要负担一个人整个大学期间的费用,这他想也不敢想,也不能向父母开口,他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朋友,沉默了许久,只好说:“走吧,你不是没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转转。”

    他觉得,他应该陪伴正凡,分担一点朋友的痛苦,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

    他们出了校门,沿着一条小巷子走着,两人一言不发。此刻,对他们来说,这种默契胜过于任何语言。他们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小巷,来到了大学的门口。

    这正是五七年的夏天,那个不寻常的夏天。他们当时还不懂得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不关心,学校大门口贴满了“大鸣大放”的标语和大字报。他们出于好奇,便站住看。其中有揭发学校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有要求改善学生待遇的;有对一些党团干部的批评;还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许多议论。而那些大胆的评论使他们吃惊,大字报中揭发的那些问题也使他们愤慨。但是,快快又觉得,这一切似乎离他十分遥远,他身边还没有过这种感受。他是在幸福中长大的,他感觉到的激情和不平瞬间也就消失了。他们进到校园里,又看了一会大字报,之后便分手了。

    快快的话

    我回到家里,刚进门,见客厅里父亲在和一个人谈话,来人正在向父亲劝说什么。说到要他“鸣放”“发表意见”“向党提建议”诸如此类的话。我上楼去了,回到我那间小书房里,又沉浸在我的功课中。傍晚,我下楼来吃完饭,就又上楼了,一直坐到半夜。几个月来,我天天如此。下楼睡觉的时候,经过父母亲的房门,发现房里还亮着灯。往常,这时他们早睡了。母亲坐在椅子上,父亲来回走动着。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父亲说“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动员我了,我的意见早说过了。”

    “组织上来找你,要你主持会议,整党整风,你老推托不好,”母亲说。

    “你不知道,这是政治!当前的情况复杂,有些人很偏激。如果我出来召集会议,我就得对自己召集的会议负责任。”

    “组织上这样动员你,三番五次了。你是院长,你不召集谁来召集?党要搜集群众的反映,偏激的意见又不是你的意见,你也可以说明嘛!工作你不能不做,这样多不好!”“唉”父亲叹了口气。

    我这才感到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同我家也有某种联系。我没有深思,回到自己房里,入睡之前,还听见楼上房里父亲沉重的脚步。

    我考上大学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父亲正在做检查。那天下午,当我从邮递员手里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立即甩掉了脚上的木拖鞋,赤脚跳进房里,高兴地喊道:“妈妈,你快来看呀!我考取了!”

    母亲从楼上下来,她接过通知书的时候,手都哆嗦了,看完她就哭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哭?难道凭我的成绩还考不取吗?她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我对妈妈说:“我早就料到了,我准能考取而且准能考取我的第一志愿。”我那时很骄傲。我说:“我是我们同学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我们学校又是全市最好的学校,如果我都考不上,那还有谁能考得上?”

    到大学以后,我看到了我的考分,确实是最高分。可是我不知道,我竟是一个幸运儿。尽管我考分这样高,我也完全有可能考不上。我母亲的这种担心我后来才理解。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在新年晚会上扮演新年老人的罗老师,他为我做了一件好事。他把我父亲单位关于他的右派问题的材料在抽屉里压了半个月,才寄到招生委员会去。所以,转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报到了。我是那许多不幸的孩子之中的一个幸运儿。我这是后来从一个党员同学那里间接听说的。学校里讨论过是否把我退回去的问题,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为我说了话。他是个好人,五九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图书馆去当一名管理员,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也许是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在我入大学的时候,他替我说了话,大致是说我还是孩子,进大学时我还不满十七岁,在中学论表现论成绩都好,既然收来了,还是留下吧。这样,我就被保留了学籍,可大学那些年的生活,对我这个幸运儿来说,却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从一进学校起,就背上了家庭包袱。

    公鸡的话

    还是说五七年那个夏天吧。快快见我也考上了第一志愿,原谅了我对科学的背叛。他来祝贺我,我们便和解了。我们又不约而同谈到了正凡,便约好了一起去他家看他。

    正凡出来了,穿着个汗背心,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人,而他不幸。我们约正凡一块出去玩玩。正凡说:“去哪儿?”我想起爬山,就说:“爬天台山!”天台山在城外,有三十多里路。我们说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动身,吃的、喝的由我们带,他就别管了。快快说:“把你的画板带上就行了。明天早晨四点钟到你窗上敲窗子。”

    正凡没有让我们到他家里去坐,我们知道那天他母亲工厂里休假,正在家。可他妹妹出来了,招呼我们说:“妈妈叫你们进去呢!公鸡和快快哥哥你们进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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